名“廉臣”，并假托为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见闻录》完整地记述了中央红军自1934年10月中旬从中央苏区突围西征，到1935年6月陈云离队这八个月间，由江西经湖南、广东、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康，而转入四川之理番、松潘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这1.2万里行程；生动地描写了红军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转战贵州、抢渡乌江、智取遵义、翻越老山界和大雪山、四渡赤水、佯攻昆明、兵临贵阳、巧渡金沙江、通过彝族区、飞渡大渡河等英勇壮举。从陈云的笔下，人们可以感受到红军并非是被国民党“穷追溃逃”的“败兵”，而是一支英勇顽强、所向披靡、无往不胜的战斗部队，并且有着严明的纪律、坚定的信念、新型的官兵关系。

    《见闻录》尤其描写了红军深厚的群众基础。如文中写道：即如赤军入湘南时，资兴、郴州、宜章一带，为昔年毛、朱久经活动之区域，居民受共党之宣传甚深，故见赤军此次复来，沿途烧茶送水，招待赤军。我在行军时见每过一村一镇，男女老幼立于路旁，观者如堵。

    红军到宜章时，那里的400多名粤汉铁路修路工人全部参加了红军，这是由于几名共产党员秘密工作几年的结果。针对此事，文中评述说：此事深深使我忆起，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各处民众响应，北伐军势如破竹，正如王者之师。自国共分裂以后，像北伐时民众响应之事，已销声匿迹。反之，全国人心，大都失望。共党分子如此埋头苦干，而返视国民党员，则徒争名利，何曾见一个在东三省日本势力下埋头苦干的人！我深感共党自有其社会上根深蒂固之潜势力，剿共与消灭共党决难成功也。

    《见闻录》还细致入微地描绘了红军领袖们的坚毅、勇敢和机智，以及他们与国民党官员形成鲜明对照的朴实、高尚的品质和廉洁、民主的作风。如“毛泽东似乎一介书生，常衣灰布学生装，暇时手执唐诗，极善词令”，待人“招待极谦”；“朱德则一望而知为武人，年将50，身衣灰布军装”，“人亦和气，且言谈间毫无傲慢”。他们的形象与人们受欺骗后，以为“凶暴异常”之想象“完全不同”。毛泽东、朱德“非但是人才，而且为不可多得之天才”，更辅之以“周恩来之勇敢、毅力之办事精神”，红军岂有不成功之理！同时文中称，红军领袖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祖涵、徐特立等，“均系极有政治头脑的政治家”。这就打破了国民党报章对毛泽东、朱德等的丑化。

    更可贵的是，《见闻录》以极恳切的语言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国共合作抗日的主张：

    我以为当今局势，如再继续内战与剿共，非但不能救国，而且适足以误国。政府当局应该改变计划，协同赤军以共御外侮。……今在国家一发千钧之时，内战则死、对外则生的时候，只要两方开诚布公，何愁不能合作以对外。而且赤军领袖及共党均有过联合全国兵力一致抗日的主张。我并闻友人传说，共党中央及苏维埃政府主张合全国兵力组织国防政府及抗日联军。我以为政府之对内对外政策之迅速改变，此其时矣！我辈小百姓唯一的目的，是在不使中国之亡于日本，不做亡国奴而已。我总觉得无论如何，赤军总是中国人，总是自己的同胞，放任外敌侵凌，而专打自己同胞，无疑是自杀政策。以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亦多，如果停止自杀，而共同杀敌，则不仅日本不足惧，我中华民族亦将从此复兴矣！

    1937年3月起这篇文章在国内刊载和出版单行本。新中国成立后，《见闻录》多次被各种研究和宣传红军长征的书刊摘录和转载，但作者的真实身份一直不为人所知。直到1985年1月纪念遵义会议50周年的时候，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才第一次说明廉臣是陈云的笔名，并以作者陈云的名字公开发表了《见闻录》全文。

    以往都认为《红星照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