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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任弼时与红军长征先遣队
备要点,截击敌交通线。

    然而,湘军势力越来越大。任弼时、萧克等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留红18师控制金华山阵地,红17师速转移到松山一带,阻止敌李抱冰的第53师西进。作战计划实施后,敌第53师果然在大炮和飞机的掩护之下,向红17师阵地发起了攻击。红军指战员在“为保卫苏区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口号下,同国民党军展开了拼杀。进攻之湘军虽一次次被打退,但是,终因众寡悬殊,红军不得不退出阵地。这时候,红17师、红18师三面受敌,处境极为不利,只得再次转移。金华山争夺战使红军牺牲了400多人。湘赣根据地中心区域也被国民党军占领,其余地区亦被分割为若干小块。接着,红17、红18两师又被国民党军的8师之众,压在了牛田、津洞数十里狭小地带。刘建绪见状,得意忘形,~面令彭位仁、陶广、王东原修碉筑堡,一面协同东线和南线的国民党军,准备与湘赣红军主力决战。

    任弼时率中共湘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机关,转移到永新东南的牛田地区,省委机关住牛田墟的万寿官内。面对严重的敌情,任弼时同萧克、王震等人商量,大家意见:必须改变与湘军死打硬拼的战术,乘湘军尚未完成包围圈的时机,开赴井冈山,恢复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凭借井冈山天险,与湘军周旋。之后,中共湘赣省委正式决定以王震为军区司令员,重新划分游击区,各部队在指定区域进行游击战,同时派红17师第49团开赴井冈山,后又派李贞率红军学校全体学员增援。

    但是,由于“左”倾路线实行过“左”的政策,如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并损害富裕中农利益,对“反水”农民不注意争取,对知识分子也以其成份作去留使用标准等等,使井冈山的群众产生了对立情绪。特别是1929年1月红4军下井冈山后,对井冈山原来的绿林武装领导人袁文才和王佐作了错杀的处置,更增加了群众的对立情绪。红49团上山后,老百姓都躲起来了,不和红军接近,井冈山的恢复工作没有实现。

    早在根据地的中心地区永新失守后,1934年3月初,任弼时即派出独立4团到湘南的桂阳、宜章、郴县和粤赣边的乐昌一带活动,发展游击区。7月初,独立4团的第1支队回来向省委及军区司令部报告:已在郴县、宜章、桂阳三县的10个区20万人口地区开辟了新的游击区,并在郴县的5个乡建立了临时政权,独立4团的人数已由出发时的300余人增加到670多人,改称湘南纵队,辖3个支队,另有游击队8个共260多人,各区的赤卫军也开始建立。

    7月5日,任弼时、萧克、王震召集红17、红18两个师的主要干部在牛田开会,由任弼时向大家作关于红6军团主力准备向基本苏区的东南转移和今后任务的报告,提出初步方案,使大家思想上有所准备。任弼时说:“这一转移不是失败与退却逃跑,要反对一切悲观与动摇。”

    7月8日,任弼时和王震联名向朱德报告:敌第16师向金华山、石灰桥攻进后,现正努力筑碉堡;敌第53师已完成金华山至永新封锁线;敌第63师一部正向洋溪方面推进。红6军团主力西靠高山“不能发展运动队伍”,在敌筑碉逐步推进时“很难突击敌人”。如果移至新游击区,“主力运动不能保守秘密”。

    7月22日,任弼时和王震致电朱德、周恩来,综合报告部队情况:红17师第49、第51团,红18师第52、第53、第54团集中于横石附近,独立团在桥头、津洞、高家桥一带守备。为了巩固部队,省委派张子意率军区政治部一批干部,巡视检查政治工作,督促部队加强政治教育,健全政治保卫组织,洗刷动摇分子,严守部队行动机密等。

    7月23日深夜,机要科长龙舒林送给任弼时一份电报,说中革军委指定由任弼时亲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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