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任弼时在龙舒林协助下将电文译出，这是中革军委发来的一个《训令》，电文首先写道：“中央书记处及军委决定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及创造新的苏区。同时，除了六军团外，湘赣军区所属诸独立部队及保卫苏区的游击队，应无例外地留在现有苏区及其周围进行广大的游击战争。这个决定是从如下的政治与军事考虑出发的。”电文从4点进行了分析：一是“目前苏维埃运动发展的一般的状况是在江西及四川存在着巩固的苏维埃区域，而湖南将成为两省将来发展联系的枢纽。虽然在湖南有着我们发展的良好的客观条件，但是由于我们在湖南力量的薄弱，而二军团（即贺龙领导的红3军——引者注）在湘西北行动的不积极，湖南的游击运动还未广泛地开展起来，这使湘敌可集全力向湘赣苏区进攻”。二是“在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中，湘赣苏区是我们的辅助方向之一，在钳制与吸引敌人方面，湘赣苏区相当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但湘赣苏区本身是紧缩了，敌人正在加紧对于湘赣苏区的封锁与包围，特别加强其西边封锁与包围，企图阻止我们的力量向西发展”。三是“在这种状况下，六军团继续留在现地区将有被敌人层层封锁和紧缩包围之危险，而且粮食及物资的供给将成为尖锐的困难，红军及苏区之扩大受着很大的限制。这就使保全红军的有生力量及保卫苏区的基本任务，都发生困难”。四是“改变这种状况的可能有两个：或者是取得足以促使敌人变更战略计划的胜利，迫使敌人不得不放弃现有的计划。这在敌人堡垒主义优势力量的条件之下，依靠湘赣苏区自己的力量是难于达到的。或者是主力离开现有的地区，转移到更加广大与有自由机动可能的地区作战，并创造新的苏区，而以独立的与游击的部队在现在区域及其周围发展积极的游击活动，以保卫苏区。由于湖南中部敌人力量之极端薄弱及我们方面一般良好（湘南红军及游击队之活动证明了这一点），这种决定是更适当的”。电文提出中央与军委决定的目的：一是“红六军团以自己在湘中的积极的行动消灭敌人的单个部队，最广大地发展当地的游击战争与土地革命斗争，创立新的苏区给湘敌以致命威胁”，因而使红六军团不得不进行作战上及战略上的重新部署，这将破坏湘敌逐渐紧缩赣苏区的计划及辅助中央苏区之作战。二是能最大限度地保存红六军团的有生力量，并在积极发展游击活动中加倍地扩大红六军团。三是尽力地组织与发展湖南的群众的革命斗争。红六军团应以自己英勇的奋争赤化湖南的环境，并鼓动与组织湖南的群众斗争发展为革命的游击战争、彻底的土地革命，直到建立苏维埃政权与大片的苏区。确立与红2军团的可靠的联系，以造成江西、四川两苏区为总的前提。四是为了保卫湘赣苏区及阻止湘敌沿赣江东向中央苏区进攻的可能，一切军区及独立行动游击队及地方武装，应留在现在苏区及其周围发展最积极的游击战争。

    电文又用严厉的语气写道：“中央与军委坚决地指出：绝对不允许将这个决定曲解成为放弃湘赣苏区与无计划地退却逃跑。中央与军委责成省委及军政首长，进行坚决的斗争，反对我们队伍中的任何悲观失望的情绪；并依据这个训令采取一切的必要方法，进行各种具体的准备工作，加强游击活动及部队中的政治工作。”

    关于红6军团离开的时机，中革军委要红6军团“看敌人的堡垒程度及我们行动顺利与否，尔后由军委各个命令决定之”。

    电文确定准备离开现在苏区的部队为：红6军团之第17师、第18师全部及红校学生、无线电两架、野战医院和制弹修械厂。指示任弼时及部分党政干部应准备随军行动。任弼时为中央代表，并与萧克、王震三人组成红六军团的军政委员会，任弼时为主席。留在现在苏区的应为省委、省苏维埃、省军区及各分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