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在上海接受“左”倾错误路线在实践中不断碰壁的教训，自1932年秋冬，就已开始了由执行“左”倾路线到反对“左”倾路线的转变。到中央苏区后，张闻天从思想认识到方针政策直至策略路线，逐步挣脱“左”的桎梏。此时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却迟迟没有这种觉悟，而且他的警觉的目光，总是寻找着一切“右”的迹象，加以无情的打击。既然如此，两位领导人之间就不可避免地会在政治上以及重要的方针、政策上产生分歧和矛盾。

    博洛之间政治上的分歧，首先产生在对于“共同抗日三条件”的理解上。“一·二八”事变后，张闻天对日本侵略下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动有所认识，纠正了原先对十九路军军官的过左的策略思想，认识到在“三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的对日作战协定“是宣传的，也是行动的号召”，不仅是对下层士兵与广大工农群众讲的，“也是对上层军官说的”。

    博古不同意张闻天的看法。所以，在“共同抗日三条件”的宣言发表以后八九个月里，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没有采取任何主动行动，没有同任何一支国民党部队订立反日作战协定。

    关于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认识与政策，是博洛之间又一个分歧点。博古把反对封建残余、反对军阀制度、反对帝国主义者的斗争同反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并列，主张对资本主义政策的基点是“限制”。

    张闻天则提出“利用”私人资本发展苏维埃经济的主张。博古指责张闻天主张“让步”、“妥协”是“机会主义”的政策，甚至认为这种“对资本家的投降情绪”是目前苏区职工运动中的“主要危险”，要以“坚决的无情的火力反对这种危险”。

    博洛之间更大的分歧发生在“福建事变”前后。博古把同十九路军的谈判看成一种宣传性的措施，只想通过谈判来揭露十九路军将领的欺骗，提高共产党和红军的威望。张闻天则认为通过谈判同十九路军停战并进而合作抗日，对粉碎第五次“围剿”，对整个反蒋反日斗争，都有重大积极的影响。在军事行动上，博古对“福建事变”采取“完全不配合”的策略，张闻天则“主张积极配合”。

    “博洛矛盾”从暗的分歧发展到明的冲突，是在广昌战役失败之后。张闻天坚决反对组织广昌战役，李德、博古根本不听。广昌战役失败后，在5月中旬中革军委会议上，张闻天批评博古等人：广昌战斗中同敌人死拼，是不对的。这是一种拼消耗的打法，使红军主力遭受了不应有的巨大损失。博古不但不接受，反过来给张闻天乱扣“右倾”的帽子。两人在会上争得面红耳赤，相持不下，结果不欢而散。会后，博古又在组织上排挤洛甫，博洛之间的裂痕更无从缩小以至弥合了。

    在“博洛矛盾”逐步加深的同时，“毛洛”之间却逐渐接近，以至互相信任，亲密合作起来。

    洛甫与毛泽东相识，是在1933年初进入中央苏区之后。开始，洛对毛的思想和才干并不真正了解，二人关系平常。不久，洛分管政府工作，同毛接触的机会多起来，对毛也有所了解，并逐渐接近。在上述执行“共同抗日三条件”宣言、同十九路军签订协定和支持、援助福建人民政府及广昌战役等问题上，毛支持洛甫而同博古等人有重大分歧。

    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洛甫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从表面上看，似乎洛得到了重用。然而，身处党内高层矛盾漩涡中的他，却已经比以前“更明显地感觉”到，这是“一箭双雕”的妙计。一方面可以把洛从中央排挤出去，另一方面又可以把毛从中央政府排挤出去。

    从1934年2月起，洛的办公地点和住处从党中央所在地观音山搬到了沙洲坝，同毛在一处办公，住地也紧靠在一起。洛甫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后，并没有按照博古等人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