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意图去做。相反，他采取同毛合作、尊重毛的态度。洛就职以后，同毛长谈了好几次，倾听毛的意见。他主持人民委员会开会时，总是请毛参加和指导。经济工作本来是毛管的，洛接任后还是让国民经济部部长吴亮平经常向毛汇报和请示，而毛仍然参与经济方面重大问题的决策。这样，毛洛关系不仅没有趋向紧张，反而更加密切起来。

    1934年1月至2月，洛甫在他主编的刊物《斗争》上分6期连载毛泽东的兴国长冈乡、上杭才溪乡两个农村调查报告。他还进而效法毛的办法，研究基层苏维埃的工作。1934年4月，出版了张闻天、毛泽东合著的《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书。1934年8月1日敌机轰炸瑞金后，毛、洛的住处都搬到云石山上的云山古寺里。两人朝夕相处，感情融洽，生活上也相互关心。他们眼看反“围剿”战争节节失利，不得不离开这块血汗浇灌的红色土地，心中都充满抑郁、愤懑之情。长征出发前有一天，洛、毛二人坐在住处前黄桷树下的石凳子上聊起天来。

    关于广昌战役的那场争论之后，1934年7月上旬，博古、李德又采取了一个“排挤”洛甫的部署：派洛甫到闽赣省巡视工作。其实这是把洛从政府领导岗位上调开的一个由头。洛甫服从决定，7月上旬即赴闽赣，进行巡视工作四五十天，到8月下旬才返回瑞金。洛甫当时感觉到自己“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心里很不满意”，向毛倾吐了心中的不快、不满。洛此时的这种感受，在毛的心里已郁积多年。从赣南会议（1931年）到宁都会议（1932年）、六届五中全会（1934年），毛泽东一再受到排挤打击。毛当时在党内的境遇比洛差得多。

    洛毛之间在长征出发前的坦诚交谈，使他们的关系在踏上征途的前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如上所述，毛、洛在同“左”倾错误领导共同斗争中取得的对中国革命规律认识的一致，在斗争中建立起来的深厚的战友情谊，是他们走到一起的基础。

    和毛泽东、王稼祥一起同李德、博古进行争论

    在长征开始时形成的“中央队三人团”，给毛、洛、王三人提供了经常在一起交换意见的环境。话题很自然地集中在未能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上面。洛向毛、王讲述从福建事变到广昌战役同博古的种种争论，对李德、博古军事指挥上分兵把口、拼命主义等做法很为不满。毛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过程，同前几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对比，细致地分析李德、博古军事领导上采取单纯防御路线、否定运动战的战法等错误。这一路随意交谈，充分讨论，使毛洛之间感情上更加亲近，思想观点也更为一致。对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洛和王都接受毛的观点，认识到主要是在主观方面，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错误所致。

    “中央队三人团”对于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对于中国共产党实现历史转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幽默地用“担架上的‘阴谋”’做一章的标题。张闻天在总结这一段历史时则采用哲学语言。他写道：在长征出发时，“他（指毛泽东）要我同他和王稼祥同志住在一起——这样就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打下了物质基础。”

    1．过了老山界，洛与毛、王一起批评李、博。红军西征开始时，好像大搬家，所有野战部队都成了掩护队，行动迟缓，被动挨打。过敌人第一、二、三道封锁线，因为同粤军签了停战协议，所以还算顺利。但到1934年11月底突破湘江沿线的第四道封锁线时，遇到了凶猛的阻击，红军损失惨重，从突围西征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最高三人团”在如此严重的挫折面前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