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剿”失败辩护的观点。他指出，正是在军事上执行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才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造成了红军在长征中的重大损失。

    紧接着发言的是王稼祥。他旗帜鲜明地支持洛甫的“反报告”和毛泽东的发言，批评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提出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

    朱德素来谦虚稳重，这次会上也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中央领导的错误，谴责他们排斥毛泽东，依靠外国人李德，丢掉了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的生命。

    在前线担任指挥的各军团领导同志，都以亲身经历批评“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赞同洛甫的“反报告”和毛泽东的发言。只有一军团军团长林彪例外。他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左”倾错误中是一员干将，在遵义会议上受到批判的“短促突击”等是林彪鼓吹过的。

    周恩来是军委负责人，他和博古不同，在副报告中承认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同时批评李德、博古的错误。对洛甫的“反报告”和毛、王的发言，他表示“完全同意”。

    博古是会上主要批判对象之一，态度还是比较端正的。他主持会议，却没有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了民主作风和光明磊落的态度。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共党内公开反对洛甫的“反报告”和毛、王的发言的只有凯丰。他对会议表示保留意见。

    李德完全处在被批判的地位。他坐在房门口一个劲地抽烟。他听着伍修权翻译与会者的发言，神情十分沮丧。他表示“完全坚决地不同意对他的批评”。会议过程中他还发言为错误军事路线辩护，把责任推到客观原因和临时中央身上。李德这种恶劣态度阻挡不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作出果断的、正确的批评和结论。

    遵义会议得出的结论是：博古的总结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会议认为：“不能粉碎‘围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即我们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因此在保卫苏区与顺利地粉碎五次‘围剿’的意义上来说，以及达到西征预定的湘西目的地来说，是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在分清是非、指明错误的基础上，遵义会议对军事领导上的严重错误又明确了责任：“扩大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的是A（引者按：指李德）、博、周三同志，而A、博二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特别指出××同志（引者按：指博古，下同）在这方面的严重错误，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他对于华夫同志（引者按：即李德）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上的错误以及军委内部不正常的现象，不但没有及时地去纠正，而且积极地拥护了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同志在这方面应负主要的责任。”既然分清了是非，明确了责任，那么就势必要转变路线，变换领导。因此，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为此，遵义会议在1月17日结束时作了下列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推选毛泽东为常委，从此毛泽东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会议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这意味着将解除博古的党中央总负责人的职务而由洛甫接替。据遵义会议的出席者、时任3军团政委的杨尚昆回忆，由洛甫代替博古担任党中央总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