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在川黔边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二要回头和2、6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决定强渡乌江，发布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在此后的行军路上，又停止了李德对红军的指挥。

    综上所述，从1934年12月上旬过了老山界起，张闻天和毛泽东、王稼祥一起进行了积极的斗争。通道会议为战略方针的转变奠定了基础；黎平会议则实际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进军方向问题，实现了通道会议提出的“转兵”任务。这是湘江战役失利后毛、洛、王“中央队三人团”对博古、李德错误领导进行批评、展开斗争的结果。洛、王在黄平的橘林谈话则是变换军事领导的富有决定意义的酝酿。猴场会议坚决执行了黎平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巩固了黎平会议的胜利。会后，在行军途中停止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不仅是组织上的一个重大胜利，而且是中国共产党摆脱共产国际束缚独立自主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的一个标志。所有这一切，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做好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遵义会议作“反报告”

    1935年元旦，红军强渡乌江取得胜利。1月7日凌晨，红军先头部队袭占遵义，一下子把十几万“追剿”敌军甩在了乌江以东和以南。这就为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供了宝贵的时机。

    1935年1月15日，决定党和红军命运的遵义会议——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举行。

    会议由博古主持。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首先由博古作第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博古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反动力量过于强大，敌人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50万，还有帝国主义的经济援助和军事顾问帮助；苏区物质条件不好；白区广大工农群众反帝反国民党斗争与日常斗争的领导没有显著进步；游击战争的发展与瓦解白军工作依然薄弱，苏区周围的游击战争开展不够；各苏区红军呼应配合不够紧密。博古的分析，实际是用客观原因掩盖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错误造成的恶果。军委副主席、总政委周恩来接着作副报告，他没有把过错推给客观，着重就中央红军的军事战略和战术问题进行回顾、总结。

    在听了博古的报告和周恩来的副报告以后，洛甫首先起来作反对中央领导单纯军事防御路线的报告。这个报告，通称为“反报告”。他作“反报告”时，手里有一个“提纲”，基本上是照着“提纲”讲的。这个“提纲”实际上是“中央队三人团”毛、洛、王的集体创作而以毛的观点为主导、由洛执笔写成的。

    此刻由洛甫在会上讲出来，分量很重。因为洛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是人民委员会主席。当时，中央书记处（同时称常委）四人：博古、洛甫、周恩来、项英。在遵义会议的参加者中，洛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博而与周相当。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首先站出来，旗帜鲜明而又系统地批评第五次反“围剿”和西征途中的错误的军事领导，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同时，这个“反报告”也是他从“左”倾中央领导集团中分化出来，同“左”倾错误路线决裂的标志。

    在洛甫作反报告后，毛泽东接着作了重要发言。毛讲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深刻地分析了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指出“左”倾冒险主义的“消极防御”方针的主要表现是：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进攻时的冒险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他尖锐地批评李德错误的军事指挥，说他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还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划，限定时间打，这样当然打不好。毛泽东又用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批驳了用敌强我弱的客观原因为第五次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