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h4>

    一、四方面军在懋功地区胜利会师之后，战略方针问题又尖锐地摆到面前。

    张闻天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深知，南面有敌人重兵把守，向南已不可能。敌人在东边已集结130个团，向东过岷江取成都也已不可能了。向西是茫茫草原，且为少数民族区域，条件更加恶劣。只有向北，北上川陕甘，那里人口稠密，经济较好，便于红军扩大、发展。因此，党中央确定的方针是北进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进而占领川陕甘。张国焘提出：西进西康、青海、新疆，到“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区域发展”；或是向南，“直取成都，出长江，打到武汉去”。

    两种方针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一起，通过电报往来，同张国焘磋商，耐心地交换意见，希望他改变主意。但是，张国焘完全不考虑中央意见，坚持他的西进或者南下的方针。

    6月20日凌晨4时，洛、朱、毛、周再次联名致电张国焘，分析北进、西移及向川西南三种方针的利弊，再次否定西移方针，力主北进，并邀约张国焘“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为了解决意见分歧，统一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两河口开会。

    张闻天于6月23日到达两河口，住在当地的一座关帝庙里。6月24日在这里写了《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一文，立即在当天出版的《前进报》（油印）第一期上发表。

    文章分析了一、四方面军会合“造成了实现我们在川陕甘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的可能”；同时指出，在现在两个方面军所在的松（潘）、理（番）、懋（功）等县“长久地停留”或“西进”青、康，正符合蒋介石的封锁政策，“对于红军极不利”，从而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张闻天认为，要把川陕甘建立苏区根据地的“这一可能变成实际”，战略方向上应该是“北进”，而关键的战役任务是“夺取松潘”。张闻天的文章还论述了在创立川陕甘根据地的过程中争取“决战胜利”的战略意义和“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原则，不点名地批评了张国焘“避免战争”的“逃跑主义倾向”。

    张闻天《夺取松潘，赤化川陕甘！》这篇文章为两河口会议决定北上的战略方针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在红军长征的历史上，这是最早的一篇系统阐述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明确批评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的文献。

    6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两河口一座喇嘛庙里召开，集中讨论目前战略方针。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周恩来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阐述必须北上到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方针，并提出为了实现这个方针，必须迅速打击松潘的胡宗南部；还提出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周恩来报告后，毛泽东、朱德、博古、彭德怀、张国焘等12人相继发言。包括张国焘在内，与会者都赞成北上方针。张闻天起草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于6月28日发出。决定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针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决定还指出：“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条件上均不利于红军的活动与发展。”“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两河口会议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