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康的退却方针。

    党中央和毛泽东于18日和20日两次电示张国焘，指出他的向西或向南发展的方针是错误的。在18日的电报中指出：“目前形势须集中火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并针对张国焘的错误，指出：“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将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向雅（安）、名（山）、邛（崃）、大（邑）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

    由于问题重大，往来电报难以取得一致意见，中共中央在20日给张国焘的电报中，请他“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懋功县属的两河口召开了扩大会议，以统一战略方针，进一步讨论和决定红军的战略行动。参加会议的人员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王稼祥、张闻天、博古、刘少奇、凯丰、邓小平、林彪、彭德怀、聂荣臻、张国焘、林伯渠、李富春等。

    周恩来首先代表中央和军委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他从地域是否便于机动、群众条件和经济条件三个方面，阐明了红军应该去“川陕甘”，“我们如陷在懋、松、理，就没有前途”。他提出以运动战迅速北上攻打驻松潘的胡宗南部，创造川陕甘根据地。

    张国焘接着发言，他勉强表示同意中央的北进方针，但同时又提出也可“向南”、“向成都打”的问题。

    毛泽东在发言中，同意周恩来的报告，提出：（一）中国红军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新根据地，这是向前的方针。要对四方面军同志做解释，因为他们是要打成都的，而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有可能实现向北发展。（二）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因为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发展起来的，我们应当过山战胜胡宗南，占取甘南，迅速向北发展。（三）我军须高度机动，这就有个走路的问题，要选好向北发展的路线，先机夺人。（四）集中兵力于主攻方面，如攻松潘，胡宗南如与我打野战，我有20个团以上，是够的。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五）责成常委、军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

    王稼祥发言也赞成周恩来的报告和毛泽东的意见。他说，我们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有几个好条件：“首先是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力量大了，其次是帝国主义的干涉远，敌人又隔离，群众受压迫，易于接近我们，等等。”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坚决斗争，扩大苏维埃区域。我们到这个地区，主要是为了消灭敌人。对于战争怎么打法，他说：“敌人采取堡垒战对付我们，因此我们应有大的区域，便于机动，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如果我们采取堡垒战去对付敌人，是不能取得胜利的。现在我们没有后方，还是带游击战争的形式。中央苏区的经验告诉我们，不能全采用正规战争，现在应当正确运用过去的经验。”鉴于目前一、四方面军已经会合的情况，我军应该迅速地打出去，打到川陕甘广大地区，建立我们的革命根据地。

    其他同志也一一发言，一致同意周恩来的报告，认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打开了一个新局面，使我军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有了可能。大家赞同这个报告中提出的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首先向甘南发展的战略方针。

    会议议定由张闻天起草一个决定。6月28日，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其中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这个决定从组织原则上奠定了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方针，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

    张国焘对这一决定采取了口是心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