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高潮的发展。因此，决定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创立川西革命根据地。

    1月19日，毛泽东亲自率领中央红军离开遵义北上，准备于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同时，命令川北的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威逼重庆，牵制川军主力，配合中央红军渡江；命令湘、鄂、川、黔边的红2、6军团迫近长江积极活动，策应中央红军作战。

    但是，张国焘害怕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渡江人川，蒋介石主力部队会跟踪而来，竞借嘉陵江“江阔水深，有重兵防守”为由，抗拒中央命令，不率领红四方面军南下吸引川敌，反而北攻陕南，致使川敌解除了后顾之忧，集中了36个团的兵力，沿江封锁，全力堵截中央红军入川。其他各路敌军也都蜂拥而来，对中央红军形成了一个大包围圈、迫使中央红军不得不放弃原定渡江计划，改为在川、滇、黔边界地区实行机动作战。

    从1月底开始，毛泽东指挥了四渡赤水之战，有效地歼灭了敌人，保存了自己，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滇、黔的计划。四渡赤水之后，他又指挥红军南渡乌江，进逼贵阳、直插云南，巧渡金沙江，终于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胜利地实现了北渡长江的战略计划。6月，中央红军渡过天险大渡河，经天全、芦山、宝兴，翻越了夹金山，占领了川西北之达维、懋功等地，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中央红军长征期间，川陕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曾经取得粉碎敌人六路围攻的胜利，根据地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在红四方面军进行陕南战役时，四川各路军阀乘隙向川陕根据地发动了进攻。在敌人大举进攻面前，张国焘悲观地认为，中央红军退出江西革命根据地以后，蒋介石的主力部队很快就要向川陕根据地压来，根据地难于应付敌人新的进攻。因此，他擅自放弃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率领红四方面军向西退却。5月18日，张国焘在茂州成立了中共西北特区委员会，俨如中央一级组织，还成立了西北联邦政府，并以此名义发出了致全国、全世界、红军游击队等通电，还把陕北、陕南、川南等地红军游击队划归自己统率，妄图以此自树权威，与中央对抗。6月，当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合以后，党中央和张国焘首先就在战略方针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斗争。

    两个方面军会合时，全国的政治形势正处于民族危机加深、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涨的前夜。当时，日寇向华北步步进逼。5月29日，日寇借口所谓中国破坏“塘沽协定”，由东北调集大批部队入关，进一步威胁平、津。日寇扬言，中国如不答应其对华北统治权的要求，便要采取“自由行动”。

    随着日寇侵略的加紧，国民党卖国投降活动更加露骨。7月6日，国民党与日寇签订了“何梅协定”，向日寇奉送了华北的政治、军事、经济控制权，并按照日寇要求，把驻在河北的于学忠等东北军撤出，调往西北“剿共”前线。

    日寇的入侵华北和国民党的卖国活动，激起了全国人民极大的愤怒，促进了民族民主革命的高涨。

    红一、四方面军会合之后，为了打开一个新局面，更加有力地促进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从当时敌我形势和选择创造根据地的优良条件出发，制定了开创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新的战略方针。

    6月16日，党中央致电张国焘指出：“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陕甘川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目前“宜在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给以坚决的打击，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

    张国焘反对党中央向北发展的方针，于6月17日致电党中央说：“北川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而“敌已有准备”，不宜过岷江东打。他提出了“集中主力”西进“青海、新疆”或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