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讲完后，躺在藤椅上的王稼祥坐起来说：“我同意毛泽东的发言。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之所以失败，我们在军事战略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不能归咎于其他原因，客观因素有一点，但不是主要的。”他还说，这次反“围剿”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李德等一再地拒绝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意见，否定了他们和广大群众在长期斗争中共同创造并行之有效的实际经验，少数人甚至个别人实行脱离实际的瞎指挥。说到这里，他抬头瞧了一眼李德，正好李德也在抬头看他，并且对他投来很不满意的眼光。

    王稼祥结论似地指出：事实证明，中国的红军和中国的革命战争，应该也必须由毛泽东这样的有实际经验的中国革命家来领导才能取得胜利。最后他郑重建议：立即改组中央的军事指挥机构，取消李德和博古同志的军事指挥权。他一口气发完言，感到心胸顿时舒展畅快。紧接着，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刘少奇、李富春等同志在会上发言，大多批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明确表示拥护毛泽东的领导，只有博古和李德听后在颤抖。

    会议继续开着，王稼祥紧接着提议把军队指挥权交给毛泽东，大家表示赞成，有的鼓掌，有的举手。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圆满结束。

    会议最后作出的决定是：增选毛泽东为中央常委；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取消“三人团”，撤销博古、李德对军事的领导，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受党内委托在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王稼祥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中央常委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根据几次战斗的情况，毛泽东从中得到一个教训：每次作战总不能像过去那样有好多人在一起集体讨论，还是成立一个几人小组为好。经他提议，中央于3月中旬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全权指挥作战，以周恩来为团长。这三人从此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领导红军过雪山、渡天险，克服重重困难，使中国革命进入新的高潮。

    毛泽东后来常对人说：“王稼祥是最早就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没有他不行，他投了关键的一票。”王稼祥的这一历史性功劳，我知道得很晚，是在我与稼样结婚20年后由别人告诉我的。

    对这件事，我第一次问王稼祥时，他只点点头，未作详细回答。

    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曾说：“王稼样在关键时刻投了我一票，我获胜了。”

    我知道之后，又追问王稼样是怎么回事，他这才把详细经过告诉我。他说：“最先，我个人对李德和博古的军事指挥很不满，我曾向李德提出质问，但无效果。”有一天，我和毛主席两人各躺一个担架，我们身体都不好，并排在担架上躺着。我叹气之后向毛主席说：“遵义城就在前面了，我们该开个会总结总结经验，如果再这样拖下去，节节败退，革命损失太大。”

    毛主席忙问：“开得起来吗？只有我们两个人呀！”

    我说：“一定要开，我去做思想工作，一定要把李德轰下来！这样，遵义会议顺利召开了。”

    这是王稼祥在我的询问之下告诉我的，在他的笔记中，也留下了这些字迹。

    遵义会议后，红军面临着如何摆脱几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问题。

    党中央、毛泽东认为。黔北地处两江，回旋余地有限，对我军的存在和发展有很大困难。而四川军阀内部矛盾尖锐，红四方面军已在川北的通（江）、南（江）、巴（中）建立了根据地。中央红军如进入四川，既可向东向南发展，赤化全川，更可北出陕。甘，继而东指晋冀，瞰制中原，有利于领导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动全国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