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周恩来的报告侧重检查了军事错误的主观原因。

    毛泽东第一个发言，表示不同意博古的报告。张闻天站起来，也表示不同意。他从自己口袋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提纲，这是他与毛泽东、王稼祥经过酝酿研究后写成的，基本上是毛泽东的主导思想。张闻天在发言中尖锐指出，前一段错误的军事指导思想主要表现在对待蒋介石的堡垒设防，采用堡垒对堡垒的错误战术；在反“围剿”战斗中，不应当与敌人进行主力抗击，而且作战分散兵力；不能够利用19路军起义的有利时机，打击蒋介石，粉碎敌人的“围剿”战略；在部队突围的时候，张皇失措，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转移中明知敌人已经设好罗网，还坚持继续与2、6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等等。

    下午开会，毛泽东首先发言。他一开始就批评博古的总结报告，指出这个报告不是实事求是的，而是在替自己的错误做辩护。他说，我认为，“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对付敌人的第五次进攻时，不客气地说，是犯了军事路线上的错误。这个错误在整个战争中，归纳起来，表现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个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三个阶段则为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毛泽东的论点得到不少人的赞许。接着，他对自己的论点进行了深入的说明。

    毛泽东的发言当时没有留下记录，后来他在陕北红军大学的讲演《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反映了当时发言的基本观点。毛泽东认为，要使中国革命战争取得胜利，首先要搞清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是什么。他指出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是：（一）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二）敌人的强大；（三）红军的弱小；（四）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应该根据这些特点来判定我们的战略战术，即“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以及“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敌人”，这就“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

    毛泽东提出战略退却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他批评博古和李德主张所谓的“御敌于国门之外”。指出：“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3页）

    毛泽东说，博古和李德的原则归纳起来就是：“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勇猛果敢，乘胜直追”，“全线出击”，“夺取中心城市”，“两个拳头打人”。敌人进攻时，对付的办法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先发制人”，“不打烂坛坛罐罐”，“不丧失寸土”，“六路分兵”；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是短促突击，是堡垒战，是消耗战，是“持久战”；是大后方主义，是绝对的集中指挥；最后，则是大规模搬家。并且谁不承认这些，就给以惩办，加之以机会主义的头衔，如此等等。（《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05页～206页）实践证明，这些原则都是错误的。

    毛泽东还批评李德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实际情况。要知道战士是要走路，也是要吃饭的，还要睡觉的。不考虑行军走的什么路，是山地，是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划一划，限定时间打，这当然打不好。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博古和李德的领导方法是“极端的恶劣”，“包办军事委员会的一切工作”，“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所以“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杀了”。（郑广瑾、方十可《中国红军长征记》第228页）

    毛泽东讲了大约一个小时。他的发言态度诚恳，根据充分，富有哲理，且有很强的说服力，使会场上许多人十分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