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挥戈西进，于1935年1月6日全部渡过乌江，进而在7日占领黔北名城遵义，使国民党军队在湘西围歼我军的计划全部落空。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一个扭转党和红军乃至中国革命历史命运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在遵义老城一个小军阀柏辉章家的公馆里召开。会场设在楼上一个过道式的不算大的房间里，那里原来就是军阀在家里同人们议事的地方，中间有张较大的长条桌子，四周围着一些椅子，由于当时参加会议的人数较多，又临时找来些藤椅、方凳和板凳。因为王稼祥是带伤抱病参加会议的，还为他准备了一张藤躺椅，以备他在太累时可以躺着听。会场一面是镶着五颜六色花玻璃的窗户，一面是靠着玻璃柜子的间壁墙，在正面的空墙壁中间，临时贴了一张不大的马克思画像。大桌子上除了散放着茶壶、水碗和几个搪瓷茶缸外，还有一捧打土豪分来的土制杂糖。真是既有中央最高级政治会议的严肃性，又有红军平时和行军中常有的游击作风。

    到会的约20个人中，除了与中央红军一起行动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外，其他的一半人恰好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各路诸侯”——红军总部和各军团的主要负责人。骑马临时赶来赴会的红军军团长和政委，还带着一身的烟尘和泥土。第一天开会时，博古进了会场就按惯例坐到了中间位置上，其他同志则分散坐在周围。因为这次会议的召开是违反李德的意志并冲着他来的，不仅会前的准备工作排除了他的于预，会议上也只将他算做一个列席者，在靠门口的边上给他放了张椅子，使他处于一个旁听甚至受审的位置。会议是晚上举行的，会场中间从天花板上吊下一盏煤油灯，是会场的惟一照明光源。室内地板上还放了几个带架子的铁火盆，以增加会场的温度，并供与会者对火吸烟和扔烟头。

    周恩来用目光环顾了一下周围，轻声对博古说：“能来的都到了，9军团的罗炳辉、蔡树藩同志驻地太远来不了，5军团的李卓然同志一时赶不到，我们就先开会吧？”

    博古推推眼镜，坐正身子说：“好，现在会议开始。我先代表中央作一个反五次‘围剿’的总结，一会儿周恩来再作一个关于军事方面的报告。”他从带来的黑色挎包中取出准备好的提纲，开始了题为《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国民党蒋介石对我们的第五次进攻，我们没有给予粉碎，作为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我是有责任的。他认为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力量的强大，在兵力上国民党安排了100万大军，其中50万是专门进攻中央苏区的，另外还派了外国军事顾问，这就形成了对红军的绝对优势；在白区，党对人民群众的工作没有做好，游击战争开展不利，瓦解士兵的工作很薄弱，各根据地之间配合不好；根据地后方物资供应太差等等。他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客观原因做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并且认为这些原因直接影响了第五次反“围剿”的行动，这也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因素。但是，他对于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在军事指挥上的失误讲得很少，对主观因素也没有认真进行分析。因为在他看来，面对客观上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严峻形势，任何优秀的军事家也很难挽回军事失利的局面。他还反复说明四中全会以来在政治上的战略部署都是正确的，继续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辩解。

    紧接着周恩来作副报告。他在报告中详细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与脱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原因，比较客观地分析指出这次反“围剿”失败在军事指挥上确有问题。他认为这次战争我们没有取胜，客观上有各种原因，但军事上我们犯了错误。周恩来为此做了自我批评，并承担了责任。

    归纳起来可以说，博古的报告强调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客观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