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每年秋收之后，这些盗贼便哨集成群，荷枪实弹，乘马四处抢劫，中旬城则为其屡屡光顾的地方。每次掠物，鸡犬惊骇，明火入室，负箧担囊而驰。滇省的官兵，远隔数百里，待闻信而至，劫匪们早已飘然远去。有时官兵进剿，这帮盗贼竟敢公然凭险抵抗。东哇绒村民何以为盗？其原因是与西康的德荣、乡城等县邻境，德、乡两县，亦为著名盗匪之乡。东哇绒人不堪其苦，远在边塞，既不能乞得政府庇佑，又不能自购枪械团结自卫，终岁勤劬之所得，不足以供盗贼之掠索。于是，便转以其道，还以其乡。劫其牛，攘其羊，抢其村，毁其舍。久之，竟能青出于蓝，为其邻乡折服，更进而以其所长，施展于中甸县境以内。这样一来，弄得中旬城内外，家家购置枪械，编整马队，以本地千把总及喇嘛寺中喇嘛为统率，不经数年，遂成劲旅，计有枪七八百支。从此，东哇绒盗贼不敢公然来犯。但是，其中仇恨，愈积愈深。苟有空隙，便乘机袭扰。这彼此的械斗，竟成了滇康西北边界纠纷之症结。1930年初，国民党中央派格桑亲到东哇绒对村民恳切宣慰。各村长出具甘结，不再操抢劫之业，并愿服从官府。格桑泽仁走之后，约半年余，双方又因隙交手，中甸城再次遭劫。时中甸县长杨民杰，见东哇绒人四处抢劫，无法制目，乃招抚土匪二名，委为营官岱本之职，其营官赐以杨姓，人皆呼为杨营官。岱本姓鸟，为一臃肿驼背之人，人皆戏以骆驼呼之。却善骑马，一登马背，则如捷猿之矫健。常佩连珠枪，寝卧与俱。杨民杰虽招抚了此二人，然双方交战数次，官兵依抵不支。幸亏喇嘛寺马队出动，东哇绒盗贼方退。红军来到中甸之前，县长杨民杰闻红军杀贪官惩污吏，心中害怕，遂带杨营官和鸟岱本及人马，早早逃了。说来说去，八大老僧向贺龙提出的要求，就是要红军帮助喇嘛寺，将东哇绒盗贼剿尽灭绝。贺龙听了，笑道：“这个忙，红军可以帮，只是东哇绒村民也都是穷苦之人，红军不能妄杀无辜，你们可否派一人去通知东哇绒各村首来此，红军愿为你们双方调停。”

    一老僧道：“只怕调停无益，昔年格桑泽仁也曾为此进行了调停，他走后不到半年，彼等便故技复痒，重操旧业。”

    贺龙笑道：“无妨，彼若来时，我将晓之以利害，他们一定心服。”

    八大老僧见贺龙这般讲，均半信半疑，遂派代表，到东哇绒，请来了东哇绒地的八村村首。贺龙设宴招待八村村首和八大老僧。席间，贺龙、任弼时都说了民族间应团结和睦，不该彼此仇杀的道理。又讲了红军北上抗日，假道此地，蒙当地番民、喇嘛相助，红军对此深表谢意。八村村首已听说红军为仁义之师，今见贺龙平等待人，当即表示，不再以劫掠为生，并愿支援红军粮食物资。宴毕，贺龙向八位村首亦送了礼物，并由八位村首带去一支红军宣传队，向村民们广为宣传红军的宗旨。不少贫苦乡民，听得宣传，纷纷加入了红军。不一日，红军便在此招募了数十名新兵，并购买了一批青稞。

    红军在中甸筹了一些粮食，不过因中甸乃为荒僻小城，虽有喇嘛支援，亦不能满足上万名红军粮食的需要。因此，贺、任等决定，此处不可再留，当继续北上。

    贺龙想到部队北去均在藏区内通行，少不了遇到地方各种势力，若有喇嘛寺的武装护送，则较为安全，便写了一道命令交给八大老僧：

    命令本军将取道德荣、定乡进入康川，以兴番灭蒋，扶助番民独立，为番民解除痛苦，仰该八大老僧即日动员骑将两队，每队各三四十人马，并各带武装，为本军作前驱，沿途与番民接洽大军通过事宜。本军到达德荣、定乡后，当即将此两队骑将，各偿厚资遣还乡，仰即照办为要。此令。

    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滇分会；

    八大老僧接到了贺龙的命令，当即派了两队马兵，随同红2、6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