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水，思绪万千。突然，8军团的一位团长跑上来说：聂政委，情况不好，我们的部队被敌人打散切断了！

    聂荣臻心里一急，说：你们赶快通过梅子冲，能过去一个团，先过去一个团。

    天又渐渐黑下来，夜间过梅子冲就更不容易了。

    中央纵队渡湘江时，周恩来一直在湘江东岸的渡口指挥部队抢渡，还不时地询问毛泽东过江了没有。当他看到毛泽东向湘江边大步走来时，急忙迎上去，请毛泽东赶快渡江。毛泽东提出和周恩来一起过江。周恩来坚持要毛泽东先过江，他还有任务要交代。周恩来过江不久，敌人就围追上来，把红5军团第34师、红3军团第18团阻止在湘江东岸。第二天，当聂荣臻得知彭绍辉指挥的第34师等部队没有过江时，毫不犹豫地派遣一个营，重渡湘江，要求他们把湘江东岸的部队接过江。

    第34师是新成立的部队，携带的物资多，行动比较慢。聂荣臻派出的一个营虽然把一些部队接应到西岸，但是，由于敌人来得太快，在其优势兵力的围攻下，湘江东岸的部队虽经英勇战斗，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大部分同志血洒湘江，壮烈牺牲，突出包围的同志也未能过江，转移到湘南打游击去了。

    湘江战役，红军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渡过湘江以后，中央红军折损大半，从长征开始时的8.6万人锐减为3万余人。这是多么巨大的损失呀！

    摆脱了敌人，部队在一片大树林里休息，聂荣臻感到从来没有过的累，浑身上下像是散了架。几天几夜紧张激烈的战斗饥渴、疲劳几乎要把他压垮了。他咽了一口唾沫，忽然想起身上还有一包饼干，这是警卫员为他在路上准备的干粮。

    在贵州省遵义市老城子尹路，有一座20世纪30年代初期修建的砖木结构曲尺形洋房，洋房一楼一底，面向街道。楼上四周有走廊相通，楼下正门矗立着一座高大的牌坊。这里原是黔军第2师师长柏辉章的官邪。自从1935年1月上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总司令部驻于此地，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便是著名的遵义会议，以后这座曲尺形洋房，在中国革命史中，在世界历史上，就有了特殊地位。

    60年代中期，当“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全国，遵义那座楼的影像被铸在精致的徽章上，为千百万革命群众所仰慕。毛泽东主席说：在这次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遵义会议上，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

    而聂荣臻正是对这投“关键的一票”的王稼祥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

    让我们重温历史的这一页吧！

    湘江战役后，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将由西延地区经绥宁、洪江、黔阳去湘西同红2、6军团会合，便急忙向黔阳、洪江地区转移兵力，并将何键的五路“追剿军”改组为两个兵团，一面协同白崇禧的桂军尾随红军追击，一面要黔军军阀王家烈以有力部队配置在锦屏、黎平一线，阻止红军西进贵州。

    这时候，红军的行军纵队中有两副担架特别引人注目。一副担架上躺的是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被蒋军飞机炸成重伤，用担架抬着参加长征。另一副担架躺的就是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聂荣臻在翻越九峰山时双脚磨掉了一层皮，因为没有时间治疗，早已化脓溃烂，无法行走，过湘江以后，军团卫生部的医务主任戴济民为聂荣臻开刀疗伤。这样，聂荣臻就不得不被担架抬着行军了。

    王稼祥和聂荣臻都到过苏联莫斯科，有着共同的美好回忆；都经历了中央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和湘江战役的艰苦岁月；都在为中国革命的前途、为红军的前途而担忧。当这两副担架并排行走的时候，两位同命运共呼吸的战友总有说不完的话。

    有一天行军，王稼祥说：我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