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克、任弼时等人胸怀大局，立即行动。这时，湘、桂、黔3省敌军也先后集结防止6军团北进。于是他们夺路南下，紧接着西入贵州。6军团这样迂回转移，忽东忽西，使敌人难以琢磨。何键曾无可奈何地说，红军“声东击西，行踪飘忽，作圈子策”，他还破口大骂其部下无能。

    “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贵州是个多山多雨又相对闭塞的省份。6军团进入贵州后，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不熟悉地形，没有军用地图，全靠找向导问路。贵州的老百姓对红军不大了解，听信国民党的宣传。有些人不知道“共”是什么，“匪”是什么，看到6军团纪律好，虽然打消顾虑，但称呼仍然照旧，盛情地说：“你们共匪好！”。

    西征以来，6军团对宣传工作和群众工作十分重视，这使他们逐渐取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他们走到黎平，进入了苗、侗两族聚居的清水江流域。在准备渡清水江北进时，苗、侗两族人民，积极为他们寻找渡口，收集船只，绑结木筏，架设浮桥。他们渡过清水河后突破了湘、洼、黔3省敌军共18个团的包围，强渡大沙河，攻人贵阳市东偏北约100公里处的老黄平县城——旧州。

    在旧州地区，他们扣留了两个外国传教士薄复礼和海曼。萧克回忆，“我们扣留他们两人的主要原因，是从军事角度来考虑的。西征以来，转战50多天，暑天行军，伤、病兵日益增多，苦于无药医治。我们知道几位传教士有条件弄到药品和经费，于是，提出释放他们的条件是给红军提供一定数量的药品或经费。”

    萧克当时在红军中属于文化程度较高的将领，他对两个传教士有一定的好感，因为传教士帮助了红军。在旧州教堂，6军团意外地找到一张贵州地图，上面所标的地名都是外国文字，稍懂外文的张子意说不是英文，萧克请薄复礼帮助翻译，薄复礼说是法文，于是两个人你说我记，整整干了大半夜，把萧克想要知道的与贺龙部队会合的那个方向的地名都注上了中文。这张地图对他们后来的军事行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薄复礼则一直随着萧克行军，与萧克谈信仰，一起搞娱乐活动，长征途中还利用难得的休息日子聚餐。1936年4月，红2、6军团进至昆明时，萧克释放了扣留18个月的薄复礼。后来萧克从斯诺写的《西行漫记》中看到，薄复礼不仅没有诋毁红军，相反还说了不少赞誉红军的话。

    有了明确的前进方向，走起路来也显得轻松许多，然而，萧克等人并不知道，一个差点让他们全军覆没的危险正向他们袭来。

    离开老黄平后，萧克带领部队向东前进，而敌人正在频繁调动，以近24个团的兵力对6军团实施大包围。这一切红六军团并未察觉。直至甘溪一带萧克与敌遭遇，结果整个军团被截为四段，减员严重。52团是全军后卫，遭敌包围，全团苦战数日损失惨重，18师师长龙云惨遭杀害。部队常在悬崖峭壁小路上攀行，有些部队一天一顿稀饭。中央代表任弼时患疟疾，手拄木棍指挥行动。

    一天下午，6军团在石阡至镇远的敌封锁线上，击溃了敌巡逻警戒部队后，占领东去江口的路口，并向南面镇远及北面石阡派出了强有力的警戒。萧克当时最大的顾虑是倘敌人控制这个路口，堵住东去之路，这样就得回到原来不利的战略地区。幸好，他们及时控制了这个路口。并在当地老猎户引导下，深夜进到一条人迹罕至的谷涧水沟，从沟底鱼贯而东。这时，南北两面的敌军发现红6军团主力，两面夹击。掩护部队借地形进行有效阻击。第二天天亮，掩护部队改为后卫，随大部队走出了深谷，站在谷口亲自指挥的萧克看到了正在东升的太阳，终于松了一口气，他回忆说：“这是一个极端紧张而又关系到全军团大局的军事行动。直到现在，一经忆起，心胆为之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