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道路。由于红9军团在彝民区努力宣传并正确执行民族政策，又赠给贫苦彝民一些衣物和他们爱喝的米酒，加上罗炳辉的工作，较为顺利地通过了传说是三国时七擒孟获的地方——孟获岭，于5月末进抵安顺场。安顺场原名紫打地，位于石棉县西，在大渡河南岸，是太平天国石达开所部全军覆没的地方。蒋介石狂言，要让红军到达这里后成为石达开第二。但孰不知，这是共产党领导的一支先进部队，具有坚韧不拔、无坚不可摧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他们凭借一只木船，以17勇士在汹涌的波涛中率先抢渡天险大渡河成功，随之先头部队高速度沿东西两岸突袭前进，出奇不意地占领了泸定铁索桥。在安顺场罗、何接到军委命令，要红9军团接替红1军团，坚守北去的咽喉要地泸定桥，担任后卫任务。

    但由于许多客观原因，红9军团未能及时完成前电文朱德司令员下达的“选定有利时机南渡乌江，配合我主力向贵阳以东行动”的基本任务。

    这时反“围剿”的形势越来越吃紧，党政军领导机关由瑞金向于都转移，周恩来发去了事先商定的密语明码电报：“长工，你喂的鸽子飞了。”何、潘看后不觉心头一沉，已经会意，逐道别陈部急返会昌，转而去于都，向周恩来汇报了密谈成果，周恩来听后甚为高兴。

    “左”倾对党的危害历历在目。20世纪30年代初以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为代表的中共临时中央难以在上海立足，不得不在1933年初迁入中央苏区。临时中央在负责人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奥托·布劳恩）的把持下，仍然推行的是“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其进一步发展的恶果，就是红军在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中惨遭失败。但是坚持与“左”倾冒险主义作斗争的同志在这样极端严酷的形势下积极地为党寻找新的出路，挽救失败。

    四、互通商务，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后方建立医院；

    10月初，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队已经推进到中央苏区腹地，10月12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下达了关于红军转移的命令。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苏区主力红军8.6万人撤离，踏上西去突击的历程，开始了极为艰险的漫漫长征路。

    牵制任务一经完成，军委急令红9军团日夜兼程奔袭前进，于第三天8时赶至沙土，尾随主力过江。可是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乌江南岸发现敌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已由西南沿鸭池河北上了，向迎面红9军团渡河点逼近，后面又有黔军尤国材部紧紧咬住红9军团的队尾不放。部队冒雨穿插于敌人空隙间，赶到沙土时，比规定时间晚到6小时。守桥部队（陈赓、宋任穷的干部团）恐“引狼入室”，在主力过江后已将浮桥破坏了。

    董必武在《出发前》一文的长征亲历记中，这样写到：“这是因为红军是要北上抗日的，当时在北面和东面敌人重重叠叠的筑满了乌龟壳。西边的乌龟壳要稀落些，主力转移地位自然是由西向北前进。”红9军团作战参谋林伟在10月21日的长征日记中也写道：“早晨全军团从……出发，向版石、重石圩前进。粤敌沿线溃退，不予抗抵。”

    三、解除封锁；

    临危受任

    “战略骑兵”

    湘江战役，红军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使何长工痛彻地感到在敌强我弱、被步步进逼的严峻形势面前，再与之死打硬拼；再不改变战略战术，党与红军的命运堪忧，有被葬送的危险。一些曾支持“左”倾路线的领导人在严酷事实的教育下，在血的教训面前，也逐步改变了态度，不得不接受毛泽东力主放弃与红2军团、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转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毛泽东的主张得到绝大多数同志的赞同。此举一实行，部队占领了湘西南边境的通道城之后迅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