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水和湘江，又挡住了前进的脚步。

    兵贵神速。倘部队尽速占领渡江有利地形，则可较为顺利地过江。然而，拖至11月25日才下达强渡湘江的命令。蒋介石已经察觉红军欲过湘江西去同红2、红6军团会合的意图，便迅速调集40万大军，布置了四道封锁线，由粤、湘、桂军分别围追堵截，妄图聚歼红军于湘江之畔。勇敢的不惧牺牲的红军，在界首至全州之间十余公里的战线上，与敌决战，红军指战员用智谋和血肉之躯同敌激战达一个星期，御敌于湘江渡口，那真是横尸遍江岸，血流红江水，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突破了蒋介石的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空前惨烈的、损失极为沉重的战役，人员折损过半，由出征时的8.6万余人锐减为3万人，5000人的教导师，现在只剩下3000人。

    蒋介石调集50万国民党军对中国工农红军强势“围剿”，而我中共中央领导权又落到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路线的领导人手中，使党和红军处于危难之中，为挽救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开始艰难的长征。中央在秘密转移前，于1934年8月在瑞金新组建了中央教导师，有官兵6000余人，都是精兵强将，总参谋长刘伯承极为关切教导师的组建。教导师成立后直属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在长征中主要执行卫戍党的领导机关的任务。

    长征前奏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攻克了黔北重镇遵义、并在此作短暂的休整，15～1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在军事上和组织上存在的严重问题。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与中国革命于极其危难之中，是党的历史上一个关乎生死存亡的重要转折。

    遵义会议后，红军在毛泽东等的指挥下，灵活机动地作战，迂回曲折地穿梭于敌重兵之间，处处主动。此时蒋介石已经坐不住了，急忙从南京飞往重庆，策划新的“围剿”，试图以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南守北攻的战法，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四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湖南与红2军团、红6军团会合，因此他纠集其嫡系部队和川、黔、滇、湘四省的地方军，约150余个团的兵力妄想围歼中央红军于乌江西北的川黔两省边境地区。面对这种形势，中央红军在遵义会议后进行了整编，除干部团外只有16个团；同时精简领导层次，充实战斗连队，加强灵活机动性。为加强统一集中、直接指挥，于3月4日，中革军委在鸭溪成立前敌指挥部，朱德为前敌司令，毛泽东为前敌政委，在他们英明决策下至3月下旬，四渡赤水，把敌重兵甩在了赤水西岸地区。继而我军调头渡过乌江南下，巧妙地跳出了敌人的合击圈。出于战略上的需要，为策应朱毛率主力南下，红9军团暂留黔北地区活动，执行别动支队的任务，伪装主力红军，迷惑、牵制敌人。

    1934年秋，陈济棠派一代表秘密到瑞金，希望同红军谈判。因何长工是南方战线的负责人，对方要求由他到场直接参加和谈。而潘汉年是谈判的行家，曾参加过福建事变的统战和谈。

    红9军团虽成立较晚，却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军团领导层知识分子多，所以被大伙儿亲切地呼之为“小老九”，有“9k”的代号序列之称。它是由资历较深的红军老部队组成，打游击战非常在行，十分干练，善于机动，参加了历次反“围剿”战争。长征以来在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后勤部长赵镕以及中央代表王首道的领导下战绩颇佳，被周恩来副主席赞誉为“战略骑兵”，眼下更需要“战略骑兵”发挥更大的作用。

    3月26日何长工衔命到任后，立即召开党委会研究军委前敌指挥部司令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