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纷。第二天，兄弟部队得知我们辛辛苦苦地看管了几天牛羊，自己连一根牛毛也没有动过，感到过意不去，有的又主动给我们送回来一些牛羊肉，让我们这些“三月不知肉味”的干部、战士也尝几口牛羊肉；而大部分则制成肉干，准备作过草地的干粮。当然，这个数量并不多，分到每个战士更是少得可怜的一丁点儿。

    毛泽东同志当时发出“救救红军”的指示是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采取的“下策”。他知道这样做违犯了我军历来“秋毫无犯”的军纪，这有损我军的声誉。但是，那时候坐镇成都的蒋介石正在调兵遣将，企图将我军围困和消灭在岷江以西、懋功以北的雪山草地地区；我军如不迅速果断地通过草地，向陕甘地区推进，与红25军会合，去创建和扩大新的根据地，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从全国各族人民的长远利益着想，为了“救救红军”，只好暂时对不起藏族同胞，这一笔账待以后再还。

    果然，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央政府派代表团到四川、西康慰问藏族同胞时，毛泽东同志特地嘱托慰问团的同志向卓克基、黑水、芦花、阿坝一带的藏胞表示歉意，说明当年为了救红军，欠下藏胞一笔账，今天特来偿还。虽然事隔15年，当时红军写下的欠条、借据大都已散失了，但慰问团散发了大量的慰问品和救济粮食、物资，也算表达了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关心藏胞的一片心意。

    1935年7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芦花召开。会后，部队进行整编，我调任红3军团卫生部政治委员兼总医院政治委员。当时红3军团编在右路军序列，随时待命北上，我即随军团部于8月初进驻毛儿盖地区，带领100多名医护人员和伤病员着手做过草地前的准备工作。但在此期间，由于张国焘一再阻挠，拒绝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企图分裂红军、危害中央，使中央制定的北上方针被延误了一个多月，未能贯彻执行，我们也在芦花、毛儿盖地区休息等待了一个多月。8月中旬，中央决定先率领右路军越过草地继续北上。

    我们总医院大部分是伤病员，行动不便；少数医护人员又忙于治疗护理工作，虽然有个把月的准备时间，军团直属队和各团都想方设法筹集到一些粮食和晒一些肉干，做好了准备，而我们总医院仍然筹粮很少，使我急得直搓手。正当我们焦急的时候，临出发前几天，军团杨尚昆政委突然派人送来了一批青稞麦，使我喜出望外。这为总医院的伤病员过草地解决了大问题，真是“雪里送炭”！我由衷地感激杨尚昆政委的关怀，也更深刻地感受到3军团总部及兄弟部队的同志们对伤病员的阶级友爱深情。我收下青稞麦后，马上同炊事员一起，夜以继日地磨面、烙饼，赶制好过草地的干粮。

    8月20日前后，我们随军团部开始过草地。茫茫水草地，一望无际，天上无飞鸟，地下无虫鸣，方圆几百里地看不到一块石头，见不到一棵大树，荒无人烟。有的是脚下长得密密麻麻、高矮不等的一丛丛水草，草丛里河沟纵横交错，积水泛滥，浮在表层混浊淤黑的积水，散发出阵阵腐臭的气味。走在这片无边无垠的沼泽地上，令人分不清东西南北，辨不清哪里是可行的道，步步如履薄冰，稍不留神，踩进泥潭，就会越陷越深，遭到灭顶之灾。幸好，先头的兄弟部队在当地藏胞向导的帮助下，探出了一条蜿蜒曲折的通道，沿途用木板、树枝给我们设好了路标，使我们能沿着比较安全的路线行进，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伤亡。这每一个路标，都是先头部队冒着危险，付出重大代价换来的。这时，由衷感激的心情油然而生。

    草地上不仅道路艰难，而且气候恶劣，变化无常。按说那年8月下旬正是农历七月下旬，还在“处暑”季节，我们南方仍然是穿短裤褂的暑天，可是这高原草地上常常飘起雪花，下苦雨。老天爷真是专欺侮我们这些穿着单薄衣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