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镇静：你现在是联合国工作人员，你想工作，你想发表意见，他们奈何不了你。有一天，我正要登上飞往贾拉拉巴德的飞机时被阿富汗安检人员拦住了。他们告诉我说，接到拉巴尼政府官员的通知，他们怀疑我丈夫是一名塔利班分子，我也是一名构成安全威胁的人士。我听了莫名其妙，立马勃然大怒：非常感谢你们。我的丈夫因为在巴基斯坦跟拉巴尼见了一次面，被塔利班关了整整三个月，而你们现在却告诉我说他是一名叛国贼？后来我才发现，原来有人（我不知道到底是谁）故意向情报处提供假信息。这件事也提醒了我，到处都潜藏着敌人，而且在阿富汗这样的国家，闲言碎语是可以置人于死地的。

    巴达赫尚省是阿富汗唯一一个女性可以工作的地区，我则是阿富汗唯一一个为联合国工作的女人。这是件很高调的事，当然会招致一定的危险。差不多所有法扎巴德的人都知道我是谁，是干什么的。许多人很喜欢我，喜欢有联合国的介入；对另一些人来说，他们总是不断地捏造关于我的丑闻，传出闲言碎语。就连我的顶头上司也难以接受有一个女性副手，所以，在过去，他经常叫我把办公室的门关上，这样一来，有男性客人来访时就看不到我了。

    我们家附近有一所清真寺。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有个毛拉在寺里布道，说的是女性为国际机构工作的事。他说这是明令禁止的，丈夫也不该允许妻子这么做。他的观点是女性不该跟非伊斯兰教徒一道工作，而且任何因此而来的收入也是不被允许的。

    可怜的哈米德当时在院子里和莎哈扎德玩耍，恰好听到了这次讲道。他告诉我说，他笑得不行了，然后就进了屋，因为实在听不下去。他的妻子是省内唯一一个为国际组织工作的女性，所以那个毛拉影射的就是我。他在家照顾女儿，而我却出去工作，我们还要听别人的声讨。当然，如今，这样的角色互换比以往更常见，不但在西方国家，就连阿富汗的许多现代年轻男人也开始分担了养育子女的责任，而且，出于经济需要，许多家庭的丈夫和妻子都出去工作。但在那个年代，我们真的是独一无二。听了这个毛拉的话，我心里大为不安。或许对他来说，让整个社区的人反对一家人是容易的，但当着我丈夫的面指责我的错误行为就没那么简单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年之后我当上了议员，这个身兼宗教老师的毛拉跑来求我帮忙。他被解雇了，想让我到教育部替他说情。当初他在宣教中反对我的时候，根本没想到会有需要我帮忙的一天。但是，经过这几年，即使像他那样的人也开始意识到女性在政府部门和社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最后，我帮了他的忙，2010年，我再次参加选举时，他也帮过我的忙呢。女性在公共部门和政府部门中工作的重要性还在于这有助于逐步改变人们的观念。

    联合国是工作的好地方，在那段困难时期，它对我的帮助颇多，有时我可以带上孩子们和哈米德前往巴基斯坦。有一次我还带哈米德去了伊斯兰堡最著名的医院希法医院，接受新药治疗，但费用高昂，每个月500美元。我坚持了6个月，但过后薪水再也不够支付费用了。

    我仍然不愿面对哈米德即将病死的事实，2001年时，他还很年轻，才35岁。

    北方盟军和塔利班之间的交战差不多停了，有谣言说联合国安理会即将承认塔利班为阿富汗的合法政府，这样的前景是许多阿富汗人无法接受的。看样子，世界上的人们无法与我们就某些看法达成一致，也没看清塔利班所构成的威胁。2001年春，马苏德代表拉巴尼政府前往欧洲访问，并受到时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尼古拉方丹的邀请向欧洲议会做演讲。

    他通过演讲警告欧洲国家，塔利班势力兴起是个威胁，基地组织将向西方国家发起大规模的袭击。在他短短的欧洲之行中，他还去了巴黎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