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每次都伴有在贴现上贷出的货币的借贷价值的增加或减少；而另一方面，国内商品价格的变动则表明，它和英格兰银行存金的变动所显示出来的通货总量完全无关。”(《银行法报告》1857年第2部分第290、291页)

    因为商品的需求和供给调节着商品的市场价格，所以这里很清楚，奥维尔斯顿把表现在贴现率上的对借贷货币资本的需求(或者更确切些说，借贷货币资本的供给同对它的需求脱节)和对现实“资本”的需求混为一谈，这是多么错误。认为商品价格是由流通的货币量的变动来调节这种论断，现在被这样的说法掩盖起来了：贴现率的变动，表示对不同于货币资本的现实物质资本的需求的变动。我们已经看到，诺曼和奥维尔斯领事实上都在这个委员会面前这样说过；而且我们也看到，特别是后者，不得不求助于可怜的诡辩，直至他最后完全进入了死胡同(第26章)。说什么现有金量的变动，在它增加或减少国内的流通手段量时，必然会使该国范围内商品价格上涨或下跌，这实际上已经是陈词滥调了。如果金被输出，那末，按照这个通货理论，输入金的国家的商品价格就必然会提高，从而在金输入国的市场上，金输出国的出口品价值将提高；相反地，在金输出国的市场上，金输入国的出口品价值将降低，而在这些出口品的原产地金输入国，它们的价值将提高。事实上，金量的减少只会提高利息率，而金量的增加则降低利息率。如果不是因为在成本价格的确定上或需求和供给的决定上，要考虑到利息率的这种变动，商品的价格是完全不会受这种变动影响的。——

    在同一个报告内，一家经营印度贸易的大商行的经理纳·亚历山大，对五十年代中期银向印度和中国的大量流出(部分地是由于中国的内战妨碍了英国纺织品在中国的销售，部分地是由于欧洲丝蚕的疫病，使意大利和法兰西的养蚕业大大缩小)发表了这样的见解：

    (第4337号)“究竟是向中国还是向印度流出呢？——人们把银运到印度，并用其中很大一部分买了鸦片，全部运到中国去，以形成用来购买蚕丝的基金；印度＜尽管有银堆积在那里＞的市场状况是，把银运到那里去比把纺织品或其他英国工业品运到那里去，对商人们更为有利。”——(第4338号)“我们得到的银不是从法国大量流出来的吗？——是的，流出的量很大。”——(第4344号)“我们不是从法国和意大利进口丝，而是把大量孟加拉丝和中国丝运往法国和意大利。”

    因此，银——世界的这个地区的货币金属——代替商品被送到亚洲去，并不是因为这些商品的价格在生产它们的国家(英国)上涨了，而是因为这些商品的价格在进口它们的国家，由于进口过剩而下跌了；虽然银是英国从法国得来的，而且一部分必须用金来支付。按照通货理论，作为这种进口的结果，价格在英国必定下跌，而在印度和中国必定上涨。

    再举一个例子。利物浦的一个第一流大商人怀利向上院委员会(商业危机，1848—1857年)作证说：

    (第1994号)“在1845年底，没有什么营业{比棉纺业}更为有利可图，能提供这样大的利润。存棉很多，而且适用的优质棉以每磅4便士的价格就能买到，用这种棉花可以纺成上等二号40支细纱，费用同样是4便士，所以纺纱业主总共支出大约8便士。这种棉纱在1845年9月和10月曾以每磅101/2便士和111/2便士的价格大量出售并订了大量的供货合同。有时纺纱业主所赚得的利润和棉花的购买价格相等。”——(第1996号)“营业到1846年初还很赚钱。”——(第2000号)“1844年3月3日的存棉{627042包}，为现有存棉{在1848年3月7日是301070包}的两倍多，但是每磅价格却要贵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