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年是中国人对于某种事物追根溯源的开始。回忆传统几乎同样是一个古老的传统。既使某人死于三千年前也不必担心他被忘记。这种对于历史的温习正在成为运动。西方人常惊讶于中国人集体回忆的姿态。当然，2006年是长征七十年。一支部队经过25000里的艰苦行军，到达延安。而这是缔造共和国的一个重要开始。国家正在发动人民记忆这一重要往事。

    尽管这场长征更多的属于党，但这个奇迹其实早就开始被纪念了，只是时间座标发生了变化。纪念的队伍里出现新的声音，如同仍然活着参加那次长征的长寿的士兵们，喜欢穿着当年的军装，现在的年青人，他们的后代，被电视与流行风格混搭而成的一代，他们对于那场长征的认识，有着与他们一样的好奇。但却有着不一样的方式。

    在领袖发表国家级的演讲来重新要人民记忆的时候，年青人是用好奇与神秘的思维来想象那段故事的。他们臆想中的长征，显然是用自己喜欢的自我折磨以及正在流行的小资方式，徒步行走来比对、定义。这条路显然挺长。一位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女孩子，她是个徒步爱好者，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下自己沿着红军路线行走的全过程。她一路上感受到的只是这段路途竟然有一半是人类的秘境，从未被污染，景色美得惊人。她认为，自己的爷爷，他曾是红军，比她要浪漫。她不再认为，那段历史像爷爷所说的艰难困苦，吃青稞算什么，那种味道美极了。新的一代，当然，我们还曾在八十年代，被崔健的小号与红绷带迷惑。他嘶声呐喊着《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以及粗嗓音的《南泥湾》。革命被音乐给弄得更加浪漫。既使八十年代后的一代人认识的长征。但崔健们显然落后了。民间自发的对于那支军队的兴趣与爱好，正在成为一个潮流。在许多的网页上，以及更多的幼小的孩子们的留言以及思考中，长征正在被形式化。红军也成为某种先锋名词的代表。一个八零后试图将自 己的乐队命名为红军，遭到官方的反对。因为他认为这个名字太酷了。有个作服装设计的女孩，则放大了一张当年的红军战士穿着短裤的服装，那种服装类似今天的七分裤。这张照片放在她的店里，与奢侈品们放在一起 ，酷得要死。

    更酷的是，有一个人花更多的时间，去拍了将近一千多名，当年流散在各地的红军战士画像，结集出版。并把这当成一种纪录历史的方式。在北京的798工厂，先锋、爱波普的艺术家们，更是长征以及红军的爱好者，他们放一支当年的大刀，在自己的画展上。有个艺术家甚至在专门卖真假古董而闻名的潘家园市场找到了一批古老的描写这支红军的古老版本，合成了一张《潘家园的长征》。

    红军在七十年后的今天，在官方与民间，在时尚与传统、在亲历者与想象者们中间，成为了一个有趣的纪念版式。他们各自写着对一支遥远军队的定义，甚至互相印证。

    七十岁，六十岁，五十岁；六十岁，四十岁，三十岁，二十岁，十岁。这样一个年令的纵深与横切面。如同今天的中国一样，传统与现代共存，丰富杂乱，单纯而且充满朝气与活力。这其实是一个神秘的命题。如此不同的人群为什么会如此地怀念一个逝去的时代。他们如何找到集体共存的密码或者找到方法？

    一九三零年代的中国与二零零六年间的中国，最大的相同点很快出现了。

    许多西方来的目光敏锐的智者们，以记者的好奇审视着中国。他们从一开始就对中国的一切产生兴趣。他们的西方身份，并不妨碍他们提前出现的由于科技与智识带来的变化：全球化这一背景。

    中国早在可以用波音飞机来到达的时候，时间与空间一下子缩小了。中国的历史很快被这部分人目击，甚至描述。纽约与北京，华盛顿与南京，纽约与延安、伦敦与上海，打开三十年代享利先生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