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构建起30道铁丝网，30道封锁线，形成以瑞金为中心、半径150公里的包围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红军几乎到了生死存亡的境地，李德立刻下达在10月10日出发的命令。李德最初给中央红军定下的出发目标是“到湘鄂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这在当时是一个最实际的目标。

    但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里，红军的普通将士们，根本不知道部队要开往何处去。李德和博古把保密工作做得太好了，以至于许多红军将领都是在出发前才知道这一决定，这个充满了普鲁士军事色彩的决议，深深地伤害了红军，没有人告诉战士，他们究竟要去哪里，去多久，去做什么，这使红军的士气受到影响。这种方法后来被批评为“军事神秘主义”。

    唯一明确的消息，只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洛甫（张闻天）9月29日在苏区最大的机关报《红色中华》上发表的一篇社论，在文章中他隐约透露了中央红军将采取“新战略”：为了保卫苏区、粉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 ”，“我们不得不暂时放弃一些苏区和城市。……在某些地方，由于敌人堡垒密布，我们必须冲破封锁线，转移苏区，保存军队主力的有生力量。”

    在这个紧张的气氛里，每天都是传来“作好准备，明天行动”的命令，红军战士们都默默而焦急地准备着。杨成武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一军团第二师四团，用了一个星期来研究部队战士补充及装备的补充问题。他们还按照命令招收了不少新兵。每个干部战士都发了一件崭新的灰色棉上衣，把枪支弹药、草鞋和粮食装备好，为了防空袭，背包上还插了一束树枝当伪装。就这样整装待命了好几天。

    红军长征虽然是一次被动的而且目标随时改变的战略突围，但却并不完全是一个仓促的决定，在出发之前，已经有5个月的时间在做准备。1934年5月14日，各地红军纷纷接到通知，要求在5至7月招收新红军5万名。幸好当地农民对参加红军非常踊跃，到6月底为止，实际完成的人数达62269名，短短时间就超出了原定的任务，在9月份又接到新的命令，要求全苏区在9月间紧急动员3万新战士上前线，这次却太仓促了，到9月27日止，实际只完成了18204名。这些新兵后来被分到各师团，进行紧急军事训练。

    这是一次如此巨大的转移，除了战备，还有各种物资，最高领导似乎要把这次转移视为一次大搬家。把整个红色苏维埃搬到安全的下一站。其中有一支部队叫中央教导师，是专门负责转移期间中央机关的保卫和重要物质的运输任务的，另外还从农村征调了5千名挑伕组成运输队，准备随军行动。这几千名挑伕将要挑起苏维埃共和国的大量财物——印刷机、纸币镌版、造子弹的机器、重新装填空弹筒的压床、X光机、满载文件资料的箱子，红军储备的银元、金条、大米、药品、备用的枪炮、收发报机、电话设备、大卷的电话线入等等——这些东西里大件后来都在湘江和赤水河边扔掉了，并没有顺利带到陕北。

    红军在路上要吃的粮食，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6月2日和27日曾有两次紧急指示，要求无论如何要在7月15日前完成24万担“借谷计划”。7月22日，又决定发动借谷60万担的运动。这些数字如果平摊给8万红军，平均每人都有10担。

    地方对红军的支持几乎是全民动员。1934年9月8日《红色中华》报道：“福建胜利完成了借谷运动，完成75000余担。”以福建的长汀、汀东、兆征三个县为例，当时就完成借谷任务67717担，比原计划的59000担超额完成8000余担；为了保证红军出发时每人携带10天的口粮，把秋收时收获的粮食首先供应红军。

    这是一次充满危险的转移，因此还需装备大量的武器弹药。为了满足需要，苏区政府临时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