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负责；中央各部门走留人员名单，由各部门党政负责人决定后报“三人团”或者中央书记处审批。但博古等人在确定中央高级干部的去留名单时，带有很强烈的宗派倾向。他们利用这个机会将一些和自己意见不一致的，认为有“右倾”错误的人给留了下来。起初他们连毛泽东也不想带走，在周恩来的力争下才没有实现。

    因为工作需要而留下来的人员主要有：项英，梁柏台，刘伯坚等人；有些是因为患病或负伤而留下来的：如陈毅，陈正人等。当时受命留下来的陈丕显后来回忆，留下来的人只有十分之一能幸存。

    瞿秋白，这个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者之一、理论家、著名的文化人，当时正担任苏区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长及《红色中华》报社长兼主编，已患有严重肺病，曾请求随军，他受到其他领导人的排挤，没有得到批准。瞿秋白于是把战马送给了年岁已高的徐特立，把自己的长衫送给了冯雪峰。5个月后他在长汀梅径岭被捕，终被杀害。

    毛泽东比中央迟出发了两天。1934年10月18日傍晚，毛泽东和他的警卫从瑞金附近的于都出发。他为长征准备的行李是一袋书、一把破伞、两条毯子、一件旧外套、一块旧油布。他被安排与洛甫（张闻天）、王稼祥等人，与第二野战纵队随行。毛泽东此时正身患疟疾，出发时身体还处在半恢复状态，面带菜色，精力很差，情绪也很低沉。

    这是一次静悄悄的行动。这是一支蜿蜒而行、前后长达六十英里的庞大而杂乱的队伍。国民党当局并不具体掌握这次战略转移，在1934年的中华民国里，也许只有江西瑞金的相关民众知道这个行动，外部社会上基本无从知晓。

    当时整个世界对中国时局的了解也是恍若隔世。例如在美国报纸《纽约时报》1934年10月整整一个月的新闻中，就没有一则中国新闻，没有一处提到蒋介石，更没有一处说到红军。直到11月9日，《纽约时报》才在一篇不起眼的报道中说，有四万共产党军队撤离了被封锁数月的江西和福建，此时正在西行途中。“他们沿着粤汉铁路两边的湖南边界行进，在一个一百英里长、十二英里宽的地区大肆抢劫。”全文仅4行，登在第6版。

    这是西方世界第一次知道长征已经开始。

    这时期（指第五次“围剿”），我们铸成了两个大错。第一是在1933年“闽变”时，未曾与蔡廷锴的军队密切联合；第二是采取了单纯防御的错误，放弃以前用计诱敌的策略。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要想与占优势的军队作阵地战，在这方面，无论在技术上或精神上，红军都非所长。

    因了这些错误和结果和新策略，加以在数量上、技术上远胜于红军的军队，红军不得不于1934年企图改变它在江西的生存条件，因为它很快地恶化起来了，而当时民族政治的情势也影响了我们到西北活动的决议。

    在日本侵略满洲和上海之后，苏维埃政府早在1932年2月就和日本正式宣战了。自然，这种宣战，在当时是不能发生效力的。……在1933年，苏维埃政府就宣布它情愿根据三个条件和任何军队合作，这三个条件是：停止内战和对苏维埃及红军的攻击；保障群众结社、集会、言论的自由和民主的权利；武装人民对日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