件来创造云贵川新苏区。”5月22日《红星》报发表《迅速渡过大渡河，创造川西北新苏区》的社论，传达了抢渡大渡河，创造川西北新苏区的战略决策。6月15日《红星》报在报道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夹金山会合的社论《伟大的会合》中又提出新的任务是“赤化全川”。

    6、四川陕西甘肃三省

    1935年7月10日，《红星》报在《以进攻的战斗大量消灭敌人创造川陕甘新苏区》的社论中指出“我们当前的任务就不是为着到达一定的地区而进行长途的行军了，我们现在是下定决心，用进攻的战斗争取与敌人决战的胜利，创造川陕甘新苏区。”

    还有一个计划中的落脚点不曾被《红星》报所知。在俄界会议上，毛泽东曾发言认为应打到苏联边界去。当时红军大受挫折，张国焘分裂出走，只剩红一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团，为了保存实力，当时毛泽东的观点是“以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指示和帮助，整顿休养兵力，然后再求扩大队伍……我们完全拒绝求人是不对的，我们是国际的一个支部，我们可以首先在苏联边界，创造一个根据地，来向东发展。”

    红军进入少数民族聚居区

    1936年2月，长征途中，王震与苗族人的合影。一开始，苗族人对红军都很害怕，纷纷从家里逃到山里，躲藏起来。红军长征期间有三分之一的路程是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里经过的。代表贫苦阶级的红军和地处偏僻生活艰难的少数民族之间，却并非想象中的那么容易沟通。能不能顺利通过情况复杂的各少数民族地区，就成了长征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因此红军在长征途中极为重视民族政策，“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这些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句子在当时却是新鲜的口号。

    1934年11月底，红军进入湘桂黔边境苗、瑶等族地区时，红军总政治部颁布了《关于我军沿途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要求红军经过苗民地区“不打苗民土豪”，不杀苗民的牛，这些措施得到苗族上层和群众的支持，使红军得以顺利通过。

    1935年初，红军进入黔西北、滇东北及四川凉山彝族聚居区。为消除彝族人民的恐惧心理，红军针对彝族的情况印发了布告，布告指出：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贫民，都是骨肉兄弟。尊重夷人风俗 ，不动一丝一粟。设立夷人政府，夷族管理夷族，真正平等自由。也就是这份通告首次提到了“长征”两字。 朱德总司令发布的这个《中国工农红军布告》，阐述红军借道北上的意图，严令部队秋毫无犯，并且“没有命令，谁也不准开枪”。

    在流传下来的关于红军与少数民族关系描绘的基调都是和谐的，但事实上当时的情况则是非常紧张的，有些数量较少的先头小部队、掉队的红军在路过彝族区域时，甚至被脱光了衣服。这样的情况也同样出现在国民党的部队里。不过，红军最终采用了智慧的政策，刘伯承与彝族的头人结拜为兄弟，并提供武器给对方，以借道的方式，红军主力用了7天7夜安全通过。接下来红军就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和方式强渡天险大渡河，攻克泸定桥。

    红军参谋长刘伯承与彝族果基家支头人小叶丹在彝海边杀鸡共饮血酒结盟为兄弟的故事，史称“彝海会盟 ”，这个地方在距冕宁县城28公里之外的群山之中，是一个海拔2280米、森林环抱的高山湖泊，名为“余家海子”，现在当地立有纪念碑，中国的各界领导人包括胡耀邦、江泽民都有题词。不过由于这里路途遥远，来这里的游客并不多；就是专门走红色旅游线路的团队，很多也把大凉山视为畏途。

    红色革命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交融，在这一张照片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然而，真实的历史，却远没有这么简单，这么纯粹，其背后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