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没收土豪的烂衣裤分发给战斗员和运输员打草鞋；

    发动会打草鞋的同志帮助不会打的同志打草鞋。

    “跟着前面的人走就行”

    长征初期，除了少数的红军将领，大多数红军战士都对长征的道路和目的地一无所知。许多红军包括邓小平在后来回忆时，都说自己的想法就是“跟着前面的人走就行”。

    随着时间推移，战士们对漫长的行军养成习惯，在路上日渐成为常态，这时红军的军旅生活也形成了规律 。戴正启15岁的时候参加长征，先是一个宣传员，不久就改作了卫生员，作为一名普通战士，他对红军生活的每一步每一个细节都记忆清晰。1984年据他对《红星照耀中国》作者斯诺这样回忆：正常情况下，红军每天的生活伴随着清晨哨音一响而开始：一般是早上6点吹哨，但也常常5点或4点吹哨。起床后用15分钟时间整理行装 ，归还从农民那里借来搭床铺的木板、门板和稻草，再用15分钟洗脸、刷牙——当然并非所有的战士都刷牙、吃早饭（4两米饭，有时是红薯）、领干粮、整队。有时先头部队领完干粮，米桶就见底了，其他人什么也领不到了。行军中平均每人负重约25斤。早晨出发前会通知当天的路程。白天休息两次：上午休息一次10分钟，午饭时间20分钟。没有午睡。如果遇到敌机空袭，大家就都可以乘机休息一下。趴在路边，等候哨音再一次吹响 。

    红军还组织一边行军一边识字的活动，以具体的形象来教那些完全是文盲的农民战士，例如让站岗的战士背着写有“站好岗”几个字的识字牌。这个被称之为“看后背”的学文化的办法是由张闻天（洛甫）为扫除红军文盲而发明出来的。很多战士最先学会的字就是自己的名字。

    当时在红一军团担任测绘员的顾松龄回忆，规定要求每人每天要学会三个字，到晚上点名的时候，谁没有学会，就得挨批评。一边走，一边学习，除了学习文化，还学习政治。在勃沙特的回忆录里，他以传教士的眼光观察到红军似乎也有宗教般的虔诚行为：“红军只要在某个地方住得久一些，都要设置‘列宁室’，宿营的地方没有合适房子时，他们就紧张地建造一个。它结构简单，埋8根立柱，上面用席和草搭顶，周围用绿竹枝围成墙，然后在绿墙上装饰纸花和红旗，面对入口的墙则一定要挂上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

    然而并非所有红军在整个长征路上都能够保持激扬的状态。13师师长陈伯均就曾抱怨：“连日山地行军疲劳已甚，部队除个别落伍的有增无减外，就整排、整班甚至整连落伍的均有。”他认为这是一些红军干部缺乏信心的缘故，他们因为只顾着自己的疲劳而放弃了给战士们做鼓励的思想工作。

    长征路上的负面情况，除了思想问题，也有经济问题。也有战士反映有的连队司务长好几个月不份伙食尾子，想吸点烟都没钱。不过，说到钱，在长征路上，钱有时也并不能发挥正常的作用，因为可以买的东西选择实在太少，除非受伤了要被留在老百姓家休养，就可以每人发8个银元。

    在过草地时，红军战士曾少东嫌身上的几个银元太重，随手抛弃，他的战友帮他拣起来，结果过了草地才发现没有银元就买不到粮食。战友们当然把银元再还给了曾少东。这让他在几十年过后依然记得这个细节。

    最让人惋惜的还是技术人员的流失。1935年2月10日，朱德、周恩来、王稼祥、李富春签发了《关于优待技术人员问题的指示》，这是针对红军进入四川后，因为山高路险，给养困难，常有技术人员离队的情况。胡耀邦在遵义受伤被一名专业的军医治好后，就感慨“红军的政策是争取技术人员，尤其是争取报务员、医务人员和会使重机枪的人。”这正从侧面说明了长征路上红军最紧缺的几样东西：信息、健康和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