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成，红军发展了这种神奇的“运动战”和迅速而有力的“速战”。

    在井冈山时，我们有四个口号，都是游击战术的主要方法，红军就是靠了它发展起来的。这些四个字一条的口号是：“敌进我退”，“敌停我扰”，“敌避我攻”，“敌退我追”，最初为许多人所反对，他们不主张采用这种战术，可是许多经验证明它们的正确。凡是红军脱离了这种战术的时候，普通总是失败的。红军的人数很少，较敌人少一二十倍；它的资源和军需是有限的，所以只有巧妙地把计策和游击战术联合起来，才有希望战胜有着广大富庶根据地的敌人。

    我们不许可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我们必须提倡每个红军指挥员变为勇敢而明智的英雄，不但有压倒一切的勇气，而且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指挥员在战争的大海中游泳，他们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骤地达到彼岸。指导战争的规律，就是战争的游泳术。

    张国焘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从两位领导人身上可看出明显的差别：张国焘的脸面丰满红润，虽不肥胖，但身上肉滚滚的，脸上毫无疾苦之色。毛泽东很瘦，面色憔悴，皱纹很深，举止十分拘谨。张的灰色军装十分合身，而毛仍穿着他长征时的老军服，又破又旧，缀满了补丁。

    不少参加长征的人还能记得张国焘柔弱与自负的特点。李德在回忆录中说，张“四十岁左右，身体魁梧，仪表堂堂。他像主人待客一样接待了我们。他的举止十分自信，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军事优势及行政权力。”

    张国焘，曾经参加过“五四运动”，是北京大学学生领袖之一，他还是参与筹备中国共产党的成员，长征期间他是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由于红四方面军兵力多，超出红一方面军几万人，指挥权却不在张国焘手上，这使他的心理产生了极大不平衡。张国焘期望凭借军事实力以及在党内的资格急切执掌中央大权，最终犯下公然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

    1937年红军到达延安后，张国焘仍被中央任命了一系列要职（军委副主席、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等），但在1938年4月张国焘终于还是借参加一次黄帝祭礼的机会，只身从延安出走，转而投靠到他曾经与之艰苦斗争过十多年的国民党阵营中。这是张国焘一生中的最大败笔。张国焘先是被安排在戴笠的军统干特务工作，身份是空头无权的中将“设计委员”，此间他对当年红军部下的几次策反行动均无功而返。

    1949年冬，张国焘携带着妻子和三个儿子先到台北，但很快就又离开这个让他觉得不如意的地方，来到了香港。朝鲜战争期间国际黄金市场价格上涨，对“炒金”业务一窍不通的张国焘，便也将家里仅有的5000美元干起了买卖黄金的生意，结果连老本也赔了进去，落了个一贫如洗的结局。期间张国焘曾在1953年和1958年与新中国联系过希望能回去，但最后都因各种原因未能成行。

    1961年，贫困潦倒的张国焘接受美国堪萨斯大学撰写回忆录的约稿。用了4年时间完成了《我的回忆》（此书在一些史实上并不客观），在写书期间，堪萨斯大学每月给他2000港币作为研究费用。之前他还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过关于中共党政领导人的情报。

    1968年，“文化大革命”一度波及到了香港。这使张国焘甚为惊慌，为了保险起见，他决定和妻子远走高飞，到了加拿大。1977年12月，张国焘刚刚过了80岁生日，突然中风，右手右脚均瘫痪，从此卧床不起。住进了加拿大官办老人免费病院，和另一个外国老人挤在一间仅有数平方米的小屋里，终日躺在狭窄的小床上，厮混岁月。两年后，终日躺在床上的张国焘一个翻身，被子和毛毯掉到了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