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并不都是顺利的时候，例如提前到了目的地，但当地群众却躲起来，把粮食密藏，女红军虽然完成了行军任务，却没有完成工作任务。于是又得想办法去寻觅躲藏的群众，费尽口舌动员他们为红军当民夫，如此来回折腾，反而累得还要走在队伍的后面。这就是“走后”。

    如此“走前走后”，每天就要多走出一二十里路，加上要走许多弯路、回头路、冤枉路，她们也无奈地形容自己其实是“走了三万五千里的人”。

    作为“政治战士”，女红军除了—路上扩军、雇请民工、民夫，跟随担架外，还要做经济工作：打土豪和筹粮筹款。粮和款是行进中红军的命根子，那么多战士要吃饭，而粮食除没收、征收土豪之外，还得用钱购买老百姓的粮食才能尽量满足要求。这种经济工作也就具有浓重的政治色彩。女红军们把这变成了现实。她们每到驻地，在安排好伤员住下后，便要马不停蹄去完成这些神圣而紧迫的任务。而这时正是人们最累最想休息的时候，而她们却没有。

    这支人数不多的红色娘子军随着大部队继续前进。她们顽强、坚毅，有着惊人的内在力量。她们给自己提出的行军口号朴素而简单：“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不得八块钱”。当时红军的规定是把生病、负伤，实在走不动的红军，每个人给8块光洋，寄在百姓家里。“不得八块光洋”，就不能掉队，不能负伤，不能生病 ，这几条男红军做到都不容易，对女红军来说则更增加了难度。

    中央红军的30名女红军，除了3名同志因为各种情况途中留在当地开展革命工作外，其余27名同志都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还有几位女红军在长征途中产生了爱情，完成了婚姻大事。甚至有3名女红军贺子珍、陈慧清 、曾玉在路上生产分娩。留下了红色后代。

    草地夫妻的星期六制度

    虽然红军有女性，也有少数几对夫妻，但革命的自律与艰苦的环境，在长征中并不存在任何严重的两性关系问题。这首先是因为，红军行军途中接触女性的机会不多，最主要的原因自然是在主力部队中也没有多少女红军。红军在男女交往方面有严格规定，而志同道合和患难与共在当时是所有红军战士的最大的精神支柱。据说当年毛泽东和贺子珍在井冈山时期，为了顾及群众影响，也很少一起散步，一次毛泽东出远门，要求贺子珍送他，但在路过红军医院时，毛就独自先走开，到前面再等贺子珍。

    正是制度、无知与精神三者使长征着的这个群体对于性的意识颇为朦胧。根据傅连暲的估计，当时有百分之九十的红军未曾有过性生活经历。例如有个叫危秀英的女红军，有次她和一位年轻的男红军一起趟水过河，他看到她的大腿上流下的经血，万分惊慌，还以为她受伤了。性只在少数结婚了的红军干部们之中存在。

    采访过朱德的海伦·斯诺报道说，在长征初期，确有强奸的问题，后来严明了纪律，才得到控制，强奸犯经军法审判后当场处决，从此队伍再也没有出现这类恶性问题。

    女红军刘英当时尚未与洛甫（张闻天）结婚，她回忆说，长征期间男男女女在一起工作，根本没有两性那种感情。如她和张闻天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在一起生活，有时在同一张床上睡觉。但他们都不脱衣服。“敌人离得那么近，我们又是那么累。我们找不到睡觉的门板，精疲力竭地一头倒在草堆上便睡着了。”

    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在长征途中没有与其丈夫一道行军，这是红军的规定。自从井冈山时期以来，红军中夫妻之间“星期六晚上见面”的规定一直在执行。除非是丈夫有病，妻子需要照顾丈夫，这条特例后来在邓颖超和周恩来夫妇过草地时应用过一次。

    不过长征队伍中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朱德及其23岁的妻子康克清。在长征中，他们几乎一天没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