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康克清的身份除了是朱德夫人，她更是一名普通女红军、优秀的射击手，身带两枝手枪和一枝毛瑟枪。有时她肩扛三四枝步枪，帮助劳累的战友。

    作为女性的本能，长征结束后女红军们的回忆不约而同都与卫生问题有关系，例如虱子。由于行军紧张，卫生条件差，经常不洗脸、不洗澡、不脱衣睡觉，住处也不定，老百姓房子、草垛、墙角、野外，什么地方都睡过，女红军的头上、身上长满了虱子。

    女红军钟月林有一件旧毛衣，白天晚上穿在身上，有时睡草地，有时睡房檐，惹上了一毛衣虱子。饥饿的虱子在她身上咬烂了好几块地方，红肿刺痒。在贵州猴场休息的时候，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让她把毛衣脱下来，放进脸盆里去煮，煮了1个多小时，结果脸盆里漂起了一层白碴碴的虱子尸体。毛衣破洞里尽是一堆堆的虱子蠕动着，看了让人汗毛都要竖起来，捉了半天也捉不干净。干脆把毛衣在火堆上不断地抖，虱子“扑扑簌簌” 掉进火里，烤出一股芝麻香一般的焦味。

    由于女红军身上的虱子多，休息的时候，姐妹们便围在一起互相捉头上的虱子。捉虱子遂成了一种乐趣。后来觉得捉虱子太费事，有人索性就剃成光头。邓六金学过理发，她便施展自己的技术，教会了大家理发。开会时，调皮的小伙子会搞突然袭击——一把将她们头上的“遮羞帽”掀掉，然后连声叫道：“尼姑！尼姑！” “欢迎尼姑革命”，气氛非常有趣。

    长征途中的女红军，利用自己的文艺特长，载歌载舞给疲劳的战士带来许多欢乐。

    农民出身的女红军王泉媛天生是个会演戏的人，她曾扮演贵州省长、军阀王家烈，戴着礼帽、墨镜，拄着文明棍，自演自唱，惟妙惟肖，很受战士欢迎。

    草地婴儿

    据刘英回忆：“长征开始时，贺子珍已有身孕，她生下孩子后，只得把孩子留下，没有别的办法。部队在行军。这样做很惨，但在那样一种危险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考虑个人的感情了。”贺子珍是在川黔交界处分娩的，一生下来就送走了。这个毛泽东的女儿，解放后曾经大规模寻找过，却一直没有找回来。

    长征途中，妇女无法照料孩子。刘英说，听起来可能很残忍，但他们不得不把孩子托给别人或扔掉，这样她们觉得还好受一些。扔掉孩子就象扔掉装备一样。

    长征中，遇到这种可怕困境的妇女不光是贺子珍。负责指挥红四方面军妇女团的张琴秋也有同样的遭遇。她的丈夫陈昌浩是四方面军的政委。她也生过一个孩子，留下来给了别人。青年团领导人何克全（凯丰）的妻子廖似光也是如此。他们把孩子留在一户农民家里。起初，这家农民不愿收养，最后还是被说通了。六军团司令肖克的妻子1936年初怀孕了。当时六军团正在前往同第四方面军会合的途中。7月初部队正过草地，专门用布为她围出一块露天空地生产婴儿。肖克回忆道：“生得还相当顺利。一两天后她又骑马行军了。”她和孩子平安地到达了延安。孩子成了有名的“草地婴儿”，很受大家的宠爱。

    怀孕是最苦的。有些妇女说，在长征途中怀孕堪称最大的灾难。挺着不断胀大的肚子日夜行军可不是闹着玩的，骑在马背上也一样不好受。孩子生下后又得扔掉，……她们无论如何要坚持继续工作下去。

    神秘的红军独立师

    除了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的30名女红军，在红四方面军的女红军则更令人瞩目。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是红军规模最大的女兵部队，兵力近3000人。她们除了担负着新占地区的治安、政治动员等工作，也担负向前线运输物资、救送伤员、押运俘虏的任务。在兵力不足时，她们还屡次被作为野战部队投入战斗。

    在红军女战士队伍中，有一位年仅11岁的小姑娘，她因为是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