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李德的错误指挥，使红军在突破湘江一役中，全军由8万人减少到3万人。

    李德在红军的声望逐渐下跌，就连最温和的周恩来也不给他好脸色。在遵义会议后，李德彻底失去了他在红军的权力。但李德在遵义会议后的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仍然心中不服。红军再次出发时李德要求跟随林彪的红一军团行动，他本来以为林彪会尊重他，却没想到得到了林彪的冷漠。据李德回忆，“林彪以一种不耐烦的态度接待了我，我以后在他的司令部度过了几个星期，在这期间他对我也几乎毫不过问。”李德只好又回到了中央纵队。

    公正地说，李德无疑是一位小有才能的军事战术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在德军中就暂露头角。后来 他担任俄国红军指挥官，曾在莫斯科的一所红军学院学习过。因为他是德国人，红军将士都注意听他对德国顾问向蒋介石提出的战略战术分析。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战术分析是有几分道理的。

    而李德也并非总在做错误的判断，在张国焘搞分裂的关键时刻，李德挺身而出，演出了一出“李德捉李特”的绝妙好戏，用自己尚存的领导身份，揭穿了张国焘手下红军大学教育长、原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煽动分裂的举动。毛泽东、彭德怀也随后到了现场，赞赏了李德。

    到延安后，李德不再被邀请参加中央的任何会议，他以学习汉语来打发时间。他被安排到延安军事学院工作，与外籍人马海德做邻居，两人经常闲谈以消磨时光。生活艰苦，失落、孤独、寂寞的情绪，使身处异域的李德感到无聊和痛苦，不想再呆在中国，想到苏联去。但直到1939年他才成行。

    这一年秋天，周恩来不慎从马上摔了下来，胳膊骨折，造成重伤。限于延安的医疗条件，中央决定让周恩来去苏联疗伤。李德听说后，要求同机前往。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李德突然接到了中央通讯员送来的纸条，上面只有张闻天写的一句话：“速来机场，你飞往莫斯科。”延安机场，有不少人向李德告别，毛泽东也礼貌地祝李德一路平安。就这样，李德结束了他在中国的军事生涯，从此再也没有回到过中国。

    在苏联，李德受到一系列的审查，但他还是比较幸运地没有遭到严重的处分。共产国际监委会与中国协商后对李德的处理结论是：有错误，免予处分。其理由为：李德仅是顾问，无权对中国党的事务做出决定，他提出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李德的错误在于不了解中国国情，所以出了一些不正确的主意 ，所以李德可以免予处分。但从此共产国际不会再重用他。

    此后不久，李德离开了原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红军的岗位，并严格遵守某些人告诫他的“对中国的经历和观察保持沉默”的规定。开始了一段平静的生活。他恢复了奥托·布劳恩的原名，被分配到苏联的外文出版社工作，参加了马克思、恩格斯原著从德文译为俄文、将列宁、斯大林原著从俄文译为德文的工作。

    苏德战争爆发后，李德被抽调到战俘营去从事战俘管理教育工作。据说李德“以渊博的知识和有说服力的、不容置疑的论据，对被俘德军的军官、将领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原来的德国战俘都很感谢布劳恩为其治好了纳粹病”。战争结束后，他又回到本单位重新去做文学出版工作，并成为一名出色的政治、文学作品的翻译家。他将许多著名的苏联长篇小说译成了德文，如、《茹尔宾的一家》、《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等。后来他还当上了东德作协的第一书记，达到了他一生当中仅次于在中国时的另一个事业巅峰。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日趋紧张。就在这个时候，已经63岁的李德突然不再遵守他已恪守了20多年的“保持沉默”的规定，重新“顾问”起国际事务，特别是中国问题来了，开始大讲特讲关于中国的事情，尤其是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