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酬一番。

    “哲生兄，中华民国首都还在南京，行政院乃政府的行政机构，应立即回到首都去，以便府院一致，共支危局。”李宗仁与孙科一见面，便诚恳地劝他回去。

    “唉，德邻先生，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要我回南京去？”孙科直摇头，说道，“听说共军前锋将抵浦镇，南京已在共军大炮射程之内，为使政治重心不受军事上的威胁，行政院才迁到广州来的，现在怎么还能迁回去呢？”

    “哲生兄，记得民国十六年八月，你和组庵先生代表武汉方面来宁会谈宁汉合作事宜，时值孙军渡江，南京危急之际，你我之间，是曾共过患难的啊！再说抗战八年，我们哪一天不是在敌人炮火轰鸣下度过的呢了今天党国危急，不亚于抗战时代，此时此际，唯有你我携手共进，坐镇首都，党国前途尚可有一线转机，否则，政府分裂，军心涣散，言和言战都将成为画饼，我等亦将为历史罪人矣！”

    李宗仁苦口婆心，劝了半天，却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孙科仍不为之所动，最后干脆以身体不适，需在广州治病为名拒绝重返南京视事。李宗仁急得不知所措，在他来广州之前，已商请颜惠庆、章士钊、江庸和邵力子等四位有声望的人士，组织了“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去北平试探和谈。这四位老先生到了北平后，受到中共北平市长叶剑英将军的热情接待，旋又应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周恩来之邀赴石家庄晤谈，看来，国共再度和谈之门已经打开了，形势已经有了转机。但是，如果孙科硬不把行政院迁回南京去，到时，李宗仁这代总统又怎么能够与共方和谈呢？共产党不承认他的政治地位，不以他为和谈对手，他一切就完了。正在急切之际，张发奎到宾馆来访，李宗仁忽然灵机一动，喟然长叹，说道：“向华兄，我觉得这个家实在没有办法再当下去了，与中共和谈也实在负责不了，现在老蒋仍在幕后多方掣肘，汤恩伯拥兵沪宁，又不听我指挥。就以我个人现在的名份来说，总统下台后，应由副总统升任总统，这是宪法所规定的，但他们都以老蒋并非永远辞职为理由，只能让我以‘代总统’的地位行使职权，这在法律上就成问题，纵令将来和谈协定讲妥，由我签字和发布命令，他们也可以否定而不执行的。我看这个局势还是大家不理，都撒手好了！”

    张发奎一听，急得立即跳了起来，忙说道：“德公，现在我们绝对不可消极，只要你坚持下去，就可以保有和谈的地位与随时觅取和谈成功的机会。老蒋的阻挠不足为虑，法律效果更不成问题，现在老蒋的赌本已多输得差不多了，很难右再起的可能。如果我们与中共和谈成功之后，即便不用总统的地位，亦将会得到更多人的拥护，而为众望所归，那时蒋派中人，也将有一部分站到我们方面来，老蒋也就更加孤立了。至于广东方面，余汉谋、薛岳均表示拥护你，粤桂联盟这个担子，我可以完全担负起来。现在两广总的力量，就已超过了老蒋的力量，何况蒋派中人也未必个个对蒋都是死心塌地的。”

    张发奎这些话，正中李宗仁的下怀。原来，张发奎有过三次反蒋的历史，始终不为蒋介石所信任。后来他利用抗日战争的形势，走陈诚路线，并得到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支持，才先后得以出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宫、中国陆军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和广州行营、广东绥靖公署等要职。可是好景不长，抗战胜利后第二年，蒋介石即以宋子文为广东绥靖主任，张发奎被调为空衔的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他无兵无权，寂寞难耐，深感蒋介石对他是永远不会信赖的，遂从心内再次萌发了反蒋的念头。从前反蒋，张发奎皆拥兵自重，或与李、白合作，这次反蒋，他两手空空，必得借重广东地方实力和李、白的桂系力量，方能有所作为。目下，薛岳任广东省主席，余汉谋任广东绥署主任，薛、余与张发奎系陆军小学同学，有金兰之交，又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