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吧。”

    1小时后，在喝第4杯咖啡时，阿兰·梅特兰德说道：“你提出了许多有关我的问题，但显然杜瓦尔更为重要。”

    丹·奥利夫有力地摇了摇头。“今天不行。今天你是采访的对象。”他看了一眼表。“最后再问一个问题，我就要动笔了。”

    “问吧。”

    “别误解我，”丹说道。“在温哥华这样的城市里有很多著名人物和一流律师，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前来帮助那个小伙子呢？”

    “实话对你说，”阿兰答道，“这个问题连我自己也搞不清。”

    《温哥华邮报》的社址是一栋淡褐色的砖楼，正面是办公室，后面是印刷厂，编辑部设在塔楼上，象一截短短的脱了环的拇指一样高高地耸立在它们的上方。离开阿兰·梅特兰德10分钟之后，丹·奥利夫把他那辆福特牌旅行车停在街对面的雇员停车场上，徒步进了大楼。他乘上通往塔楼的电梯，迈进了此时喧闹非凡的新闻编辑室，坐在了一张空写字台前，动笔写了起来。

    报道的头开得很顺利。

    一位愤怒的温哥华律师正准备象圣经中的大卫一样，去攻击巨人歌利亚。

    他叫阿兰·梅特兰德，25岁，生于温哥华，毕业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律学院。

    他的巨人对手就是加拿大政府——确切地说是移民局。

    移民局的长官铁石般地拒绝考虑“让我入境”的请求。

    这一请求是由一位没有任何国籍，叫亨利·杜瓦尔的年轻人提出来的，此人现在被拘留在温哥华港内的一条货船上。

    阿兰·梅特兰德现在是亨利·杜瓦尔的法律辩护人。这个举目无亲的流浪汉几乎放弃了获得法律帮助的希望，但梅特兰德自告奋勇地提出要帮助他。他这一要求被感激地接受了。

    丹打完了“未完待续”4个字后，大声喊道：“排版！”他把纸从打字机上撕了下来，一位排版工人从他手中抽了过去，送到了都市编辑桌上。

    他下意识地计算着时间，12点17分，离大陆版截稿时间只差16分钟。“大陆版是白班的截止时间——这份送到家的报纸是在版时间最长的。他写的那篇报道今晚将送到千家万户……被人们在温暖、舒适的家里安逸地阅读到……

    读者们将回忆起是本报首先披露了亨利·杜瓦尔这个经历过命运捉弄，没有国籍的人的奇特困境。几乎在2年前，他绝望地偷乘上一条船。在那之后，一个又一个国家都拒绝放他入境。

    英国在杜瓦尔所在的那条船停靠在英国港口期间囚禁了他。美国为他上了镣铐。加拿大没有采取上述行动，只是假装他这个人并不存在。

    “让我们再来一页，丹！”查理斯·伍尔芬特急切地从都市办公桌上站起身来说道。又是那位排版工人从打字机上抢下打就的那页纸，丹又放进了一页打字纸。

    年轻的亨利·杜瓦尔有可能在这里被批准入境吗？法律程序能帮助他吗？

    一些较守旧，较冷静的人持否定态度。他们抱怨说政府和移民部长拥有的权力是谁也干涉不了的。

    但阿兰·梅特兰德不同意。“我的委托人正在被剥夺人的基本权利，”他今天说道，“我就是要为此而抗争。”

    他又写了3段关于梅特兰德对于亨利·杜瓦尔所说的话。这些话说得很干脆，也很抓住关键。

    “继续写，丹！”又是都市编辑，这次在伍尔芬特的身边又出现了总编。那一登山失踪案的结局是令人失望的——那位失踪的妇女被活着找到了，她的丈夫被证明没耍什么卑鄙的阴谋。喜剧性的结局不如悲剧那样能增加新闻的吸引力。

    丹·奥利夫稳稳地打着字，他的大脑紧张地组织着句子，他的手指敏捷地在键盘上跳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