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放枪、放炮、甩手榴弹，那就晚了。团政委说，等打完仗，全中国都解放了，有很多工作要我们去做，我们不识字，没有文化，可做不好工作。全国很快就解放了，到那时，现上轿、现包脚、现学字可就来不及了。”这位战友经我这么一说，也就不顾疲劳地教我识字了。但战友们教我学识字有个条件，非叫我给他们讲个故事不可。小时候，我非常喜欢听民间故事和历史。在大连当童工时，晚上没事，就去听人说古书、历史。我一听就迷，一连听了五六年。虽然我不识字，不能看书，但我对中国各朝代一些有名的、历史人物、故事情节，都能一套一套，有声有色地讲出来。大家都愿听我讲故事。我在部队上，从北方行军作战的路上，一直讲到部队南下作战的日日夜夜，总讲不完，都称我为故事大王。我一看同志们在行军中走累了，就讲一段小故事，鼓鼓大家的精神。我讲故事也有条件，凡是识字的人听故事，都要答应教我学个字，我才讲。在战争年代的行军路上学个字可太困难了，我好容易才学了一百来字。部队为了激发战士英勇杀敌，早日解放全中国，开展了诉旧社会苦的活动，使我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我想，等我学了很多字，一定把自己受的苦写一本书。

    长沙解放不久，我们部队在长沙市郊区肖家巷。一天，有位有文化的战友给我念了一本书——《少年毛泽东》的故事。毛主席少年时，很喜欢看古书。他从中发现，旧书里的主人公全是文臣武将、才子佳人，为什么没有一本书是写耕田汉呢？听到这儿，我忽然醒悟。可也是呀，小时候我听了那么多的古书和历史故事，里面为什么也是没有专门写穷人的事儿，写的全是有钱有势的人呢？穷人为什么在书里和故事里尽受欺负？不久，上级发下一本书，叫《沉冠记》，是写受苦人的事。战友念给我听，使我受到很大教育。我又产生要为穷人写书的念头。我暗暗地下决心，一定要把自己和穷人在旧社会受的苦难，把革命战士为解放全中国人民英勇作战、流血牺牲的事迹，死难同胞的悲惨遭遇，写成书给后人看，让被解放的受苦人和后来人，永远不忘流血牺牲的同志，不忘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穷人、杀害革命同志的罪行。为此，我学习写起来，开始了文学生涯。

    1949年8月20日，我利用部队在长沙郊区肖家巷休整的空隙时间，开始动笔撰写我的自传体长篇《高玉宝》。这天，我好不容易找来一点纸，订个小本儿，又找到一个铅笔头，我就这样开始写了。当时没有桌子，我就在膝盖上写起来。没想到，此后，我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成为战士作家，走进了作家的行列。但从这以后，我这个文盲战士也尝尽了没有文化而学写书那种艰难的滋味儿。当时，我不识几个字，也不懂什么叫文学、什么叫，再加上部队追击逃敌，整天行军作战，根本没有时间写。写书的困难就象一座座大山挡在我面前，困难极了。但我并没有被面前各种困难吓倒。没有时间怎么办？我就利用行军作战的点滴休息时间写，哪怕十分、八分钟，我也把它挤出来。那时，我写的最大困难是不识字，想写的事多，但会写的字却很少，每写一句话，十个字有九个字不会写，都要问同志们，这样，好几天也写不出几句话来。写出来的字句，全都是七扭八歪不成行，难看极了。我曾多次灰心不写书了。宣传股长迟志远同志，不仅鼓励我把书写下去，还特请宣教干事单奇同志，亲自教我学字，并给我笔，还给我订个大本子。他鼓励我用保尔的精神写书，并在我写书的本子上题字：“玉宝同志，希望你能继续把书写下去，把它写成象《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样。”在首长和同志们的鼓励下，我写书的精神头和决心又大了。每当我想起过去和我一起当劳工，那些被日本鬼子活活打死、用狼狗咬死、用刺刀挑死的劳工叔叔，想起那些在辽沈等战役中壮烈牺牲的战友，想起我死去的爷爷、叔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