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儿，常常为自己不能上学，伤心地抹眼泪。上学对我来说，只能是在心里偷偷地想。有时，我背着父母，挎着拾草的破筐，站在小学校门口，偷偷地听上学的孩子念课文。教书的周庆轩老先生，看到我这破衣烂衫的男孩，站在学校门外听他讲课，很是同情我，亲自到家里去告诉我父母，他要免费收我上学读书。我和父母都高兴得夜里睡不着觉。妈妈连夜用块破布，给我补缝一个小书包。不幸，我刚上一个月的学，就被保长周长安逼着给他家放猪。这就是我童年和少年时代唯一的、又是最难忘的一个月的学史。

    我九岁时，全家在乡下实在没法过了，父亲领着全家人到大连谋生。哪知，在日本侵略者统治下的大连，也没有穷人的活路。我们到大连住的地方都找不到，只好在大连的贫民窟香炉礁朱家屯大粪场臭水沟附近。用石头、碎砖头、破油毡纸搭个小窝棚住。这窝棚四处透风，冬天下雪时，雪花都飞到窝棚里。夏天下雨时，窝棚里都淌水。那成球的大长尾巴蛆遍地都是，都往锅里爬，真不是人住的地方。那时，我一家人找不到活干，到处要饭拣破烂。我小小的年纪什么都干，拣破烂、拣煤渣儿、赶海、捞海菜吃，还常去为有钱有势的人家办红白喜事打杂儿，给人扛小旗儿。我还帮说书的艺人维持场地秩序，这样，我可利用这机会免费听艺人说古书、讲历史。我还常去大连火车站、码头，为旅客提提东西，挣口饭吃。九岁的我，在大连到处流浪找活干，怎么也找不到能吃顿饱饭的活。十岁时，我就在一家工厂给日本鬼子当童工。全家人受尽日本鬼子、汉奸、巡捕的欺压和迫害。我祖父、叔叔、母亲和一个小弟弟都死在大连。我刚十五周岁时，就被迫替多病的父亲在大连复县华铜矿当劳工，差一点死在日本鬼子的手里。我的童年和少年，没有温暖和欢乐，是在苦难的煎熬中度过的。1945年，日本鬼子投降后，我和矿上的劳工才得救了，回家后我又学木匠。为了保家、保田，1947年我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部队上我很能吃苦，参军半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在辽沈、平津、衡宝等战役中，先后立过六次大功、两次小功。部队南下作战非常艰苦，那时，为追击逃敌，都在四十多度的高温下跑步前进，一跑就是一百来里路，不少同志又饿、又累、又渴，昏倒在路上，我们脚上的大水泡，被磨破出血水都不知痛。在连夜行军追击敌人时，我们困极了，走着路都能睡着了。在战争年代的革命战士，大都是受苦人，跟我一样，小时候都上不起学，不识字，连封家信都不会写。在我当通讯员、警卫员、军邮员、收发员时，因为不识字吃了不少苦头。我常为把同志们的信和首长的文件送错而难过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所以，我下决心学识字。部队在南下时，整天行军作战，根本没有条件，也没有时间学习。为此，我就利用行军作战的点滴休息时间学几个字。当时学写字没有笔，也没有纸和本子，更没有桌子和凳子，我就把大地当纸当本子，把石子和草棍当笔，蹲在行军的路边上练习写字。在行军中，一传口令休息，我就开始蹲在地上，或坐在背包上默写学过的字。同志们在行军中都累得要命，一停下来休息，全困得坐在地上睡过去了。为了学个字，我尽量不让自己睡觉，使劲搓脸，掐腿上的肉，让自己精神起来，为多学个字，我不得不把在路边睡着的战友推醒。有的战友伸伸胳膊，打着呵欠说我：“你是铁打的人，就不知累？不知困？你哪来那么大的精神头？等打完仗再学吧。”

    我忙笑着恳求他：

    “我为不识字，常把首长的文件和同志们的信送错，我不能等打完仗再学字，你就受点累，少休息一会儿，教我识两个字吧！”

    我找个理由说：“这学字也和打仗一样，战士打仗，要在上战场前就把兵练好，学会使用各种武器，不能等到了战场，敌人都冲上来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