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妨。但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这个作者又引例了法国的人民阵线（９），然而我以为这又是作者忘记了国度，因为·我·们·的·抗·日·人·民·统·一·战·线·是·比·法·国·的·人·民·阵·线·还·要·广·泛·得·多·的。另一个作者解释“国防文学”，说“国防文学”必须有正确的创作方法，又说现在不是“国防文学”就是“汉奸文学”，欲以“国防文学”一口号去统一作家，也先豫备了“汉奸文学”这名词作为后日批评别人之用（１０）。这实在是出色的宗派主义的理论。我以为应当说：·作·家·在“·抗·日”·的·旗·帜，·或·者·在“·国·防”·的·旗·帜·之·下·联·合·起·来；不能说：作家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下联合起来，因为·有·些·作·者·不·写“·国·防·为·主·题”·的·作·品，·仍·可·从·各·方·面·来·参·加·抗·日·的·联·合·战·线；即使他像我一样没有加入“文艺家协会”，也未必就是“汉奸”。“国防文学”·不·能·包·括·一·切·文·学，·因·为·在“·国·防·文·学”·与“·汉·奸·文·学”·之·外，·确·有·既·非·前·者·也·非·后·者·的·文·学，除非他们有本领也证明了《红楼梦》，《子夜》，《阿Ｑ正传》是“国防文学”或“汉奸文学”。这种文学存在着，但它不是杜衡，韩侍桁，杨邨人（１１）之流的什么“第三种文学”。因此，我很同意郭沫若（１２）先生的“国防文艺是广义的爱国主义的文学”和“国防文艺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帜，不是作品原则上的标帜”的意见。我提议“文艺家协会”应该克服它的理论上与行动上的宗派主义与行帮现象，把限度放得更宽些，同时最好将所谓“领导权”移到那些确能认真做事的作家和青年手里去，不能专让徐懋庸之流的人在包办。至于我个人的加入与否，却并非重要的事。

    其次，我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的关系。徐懋庸之流的宗派主义也表现在对于这口号的态度上。他们既说这是“标新立异”（１３），又说是与“国防文学”对抗。我真料不到他们会宗派到这样的地步。只要“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不是“汉奸”的口号，那就是一种抗日的力量；为什么这是“标新立异”？你们从那里看出这是与“国防文学”对抗？拒绝友军之生力的，暗暗的谋杀抗日的力量的，是你们自己的这种比“白衣秀士”王伦（１４）还要狭小的气魄。我以为·在·抗·日·战·线·上·是·任·何·抗·日·力·量·都·应·当·欢·迎·的，·同·时·在·文·学·上·也·应·当·容·许·各·人·提·出·新·的·意·见·来·讨·论，“·标·新·立·异”·也·并·不·可·怕；这和商人的专卖不同，并且事实上你们先前提出的“国防文学”的口号，也并没有到南京政府或“苏维埃”政府去注过册。但现在文坛上仿佛已有“国防文学”牌与“民族革命战争大众文学”牌的两家，这责任应该徐懋庸他们来负，我在病中答访问者的一文（１５）里是并没有把它们看成两家的。自然，我还得说一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的无误及其与“国防文学”口号之关系。——我先得说，前者这口号不是胡风提的，胡风做过一篇文章是事实（１６），但那是我请他做的，他的文章解释得不清楚也是事实。这口号，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标新立异”，是几个人大家经过一番商议的，茅盾（１７）先生就是参加商议的一个。郭沫若先生远在日本，被侦探监视着，连去信商问也不方便。可惜的就只是没有邀请徐懋庸们来参加议讨。但问题不在这口号由谁提出，只在它有没有错误。如果它是·为·了·推·动·一·向·囿·于·普·洛·革·命·文·学·的·左·翼·作·家·们·跑·到·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前·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