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去,·它·是·为·了·补·救“·国·防·文·学”·这·名·词·本·身·的·在·文·学·思·想·的·意·义·上·的·不·明·了·性,·以·及·纠·正·一·些·注·进“·国·防·文·学”·这·名·词·里·去·的·不·正·确·的·意·见,为了这些理由而被提出,那么它是正当的,正确的。如果人不用脚底皮去思想,而是用过一点脑子,那就不能随便说句“标新立异”就完事。“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名词,在本身上,比“国防文学”这名词,意义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主要是对前进的一向称左翼的作家们提倡的,希望这些作家们努力向前进,在这样的意义上,在进行联合战线的现在,徐懋庸说不能提出这样的口号,是胡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也可以对一般或各派作家提倡的,希望的,希望他们也来努力向前进,在这样的意义上,说不能对一般或各派作家提这样的口号,也是胡说!但这不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标准,徐懋庸说我“说这应该作为统一战线的总口号”,更是胡说!我问徐懋庸究竟看了我的文章没有?人们如果看过我的文章,如果不以徐懋庸他们解释“国防文学”的那一套来解释这口号,如聂绀弩(18)等所致的错误,那么这口号和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是并不相干的。这里的“大众”,即照一向的“群众”,“民众”的意思解释也可以,何况在现在,当然有“人民大众”这意思呢。我说“国防文学”是我们目前文学运动的具体口号之一,为的是“国防文学”这口号,颇通俗,已经有很多人听惯,它能扩大我们政治的和文学的影响,加之它可以解释为作家在国防旗帜下联合,为广义的爱国主义的文学的缘故。因此,它即使曾被不正确的解释,它本身含义上有缺陷,它仍应当存在,因为存在对于抗日运动有利益。我以为这两个口号的并存,不必像辛人(19)先生的“时期性”与“时候性”的说法,我更不赞成人们以各种的限制加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上。如果一定要以为“国防文学”提出在先,这是正统那么就将正统权让给要正统的人们也未始不可,因为问题不在争口号,而在实做;尽管喊口号,争正统,固然也可作为“文章”,取点稿费,靠此为生,但尽管如此,也到底不是久计。
最后,我要说到我个人的几件事。徐懋庸说我最近半年的言行,助长着恶劣的倾向。我就检查我这半年的言行。所谓言者,是发表过四五篇文章,此外,至多对访问者谈过一些闲天,对医生报告我的病状之类;所谓行者,比较的多一点,印过两本版画,一本杂感(20),译过几章《死魂灵》(21),生过三个月的病,签过一个名(22),此外,也并未到过咸肉庄(23)或赌场,并未出席过什么会议。我真不懂我怎样助长着,以及助长什么恶劣倾向。难道因为我生病么?除了怪我生病而竟不死以外,我想就只有一个说法:怪我生病,不能和徐懋庸这类恶劣的倾向来搏斗。
其次,是我和胡风,巴金,黄源诸人的关系。我和他们,是新近才认识的,都由于文学工作上的关系,虽然还不能称为至交,但已可以说是朋友。不能提出真凭实据,而任意诬我的朋友为“内奸”,为“卑劣”者,我是要加以辩正的,这不仅是我的交友的道义,也是看人看事的结果。徐懋庸说我只看人,不看事,是诬枉的,我就先看了一些事,然后看见了徐懋庸之类的人。胡风我先前并不熟识,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24)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25)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凭据,则说是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26)口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经几度问答之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