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运动的领导者，从邓子恢、薄一波、彭德怀再到刘少奇，最终都不得安宁。

    王谦将他在长治建立合作社试点的经历写成报告，递给建议（或者说命令）他在长治想办法加强互助合作组织的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赖若愚又根据王谦的报告向他的上级华北局书记薄一波报告。薄一波派了一个工作组到山西和长治考察。工作组回来之后，对长治试验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而在华北局组织召开的华北五省互组合作会议上，华北局劝说山西省委修改他们的意见，以薄一波为首的华北局领导认为，长治试验“利用农业社动摇私有制，不符合新民主主义的总精神”。而来来自山西的代表，包括长治试验的施行者王谦在内，极力回护山西省委的意见。

    薄一波和他的副手，华北局副书记刘澜涛将华北局和山西省委的争论报告给刘少奇。刘少奇给出的批示类似于他对华北局的回复：农村分化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可怕的，提出用合作社动摇私有制，“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根据杜润生的回忆，刘少奇还提到，“三年准备，十年建设”以后，才可以考虑社会主义问题。“因为当时的设想是先国家工业化，后农业集体化”。

    但毛泽东却表示支持山西省委的长治试验，“难道我们就不能把农民组织到合作社，依靠分工协作、统一经营，来提高生产力，动摇私有制基础？”杜润生写道。毛泽东对反对长治试验的刘少奇、薄一波和刘澜涛传达了他的意见。同时，他指示陈伯达主持召开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讨论针对长治试验和农业合作化的争论。

    毛泽东并没有亲自参加这次会议。但是毛泽东建议大家去找一位熟悉农民和农村的作家，听取他的意见。找到的这位作家，正是“山药蛋派”的大师赵树理。赵树理以农村为背景的作品《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等，都成为共产党政权治下文学的经典。

    在会议上，农民的作家赵树理和笔杆子陈伯达发生了争论。赵树理根据他了解的情况认为，农民并不愿意参加合作社，甚至连合作组也不愿意参加。赵树理一口山西话，福建人陈伯达并听不懂。而陈伯达讲的一口福建话，赵树理也听不懂。当赵树理的意见被人用陈伯达听得懂的语言告诉陈伯达时，陈伯达勃然大怒，“你这纯粹是资本主义思想嘛”！

    这种争论并没有解决。至少杜润生所在的中南局就仍然坚持将互助合作局限在“试办”的范围，“我们当时还认为，土改之后，农民才从地主那里获得土地，成为自己的财产，自然要求独立自主地经营发展。贫农是有不少困难，但不会由于有困难，就愿意把自己地私有权拱手相让”，杜润生说。

    1953年1月杜润生和邓子恢从毛泽东那里出来，两个人互相交流对山西和长治试验的看法，杜润生的观点仍然是，“山西提出试办合作社本来是可以的，但把目标定在动摇私有制，有诱发‘左’的倾向的潜在危险，如过早全面消灭个体经济等；对两极分化也估计过高，为发展生产，土地在农户之间有些买卖调整是自然的”。当然，他也认为刘少奇指责长治试验为代表的合作化冲动是“空想社会主义”有些夸张。

    显然赞同杜润生看法的邓子恢建议杜润生写一份报告给毛泽东。杜润生并未照办。当他把自己想法向陈伯达提起时，陈伯达很不高兴，说合作化是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创造。

    而在1953年的后期，天平已经开始向陈伯达和长治试验倾斜。1953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而在这个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毛泽东认为应该改变所有制的形势，消灭私有制，“农村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