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3岁的建筑师陈占祥抵达北京。他身材瘦削，带一幅眼镜，一口宁波话，英文讲的比普通话好，尽管年纪轻轻，已经颇负盛名。据说费正清的妻子费慰梅有一次问梁思成的第二任妻子林洙说，如果陈占祥名声这么大，我们应该早就听说过他才对。林洙于是告诉费慰梅陈占祥的英文名，费慰梅听完后，叹道：原来是他呀！

    陈占祥曾有机会离开大陆。据说在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那一夜，上海的夜空中回旋着贝多芬的交响乐。在上海衡山路上的住所内，陈占祥在窗边看到这些士兵宁肯在大雨中休息，也不愿扰民，一时激动地眼泪直流，当时就把离开的机票撕得粉碎。极为欣赏陈占祥的导师阿伯康培支持陈占祥留在中国，北上京城的举动。因为，对于阿伯康培而言，这里，将会是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的天堂，正如前苏联那样。土地国有政策和一个强大的政府，足以保证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的设想得到满足，实现他哪怕最异想天开的设想。每一个雄心勃勃的建筑师都无法拒绝这种诱惑：有人可以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邀请陈占祥到北京的，是梁思成。已经近50岁的梁思成和他的妻子林徽因，是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建筑学者和中国最有名的知识分子。共产党人在攻打北京城之前，派人潜入城内，请梁思成标出需要保护的建筑，表示即使有所牺牲，也要避开对这些建筑物的炮火攻击，这让梁思成深为感动。另外一件打动梁思成的事情是，彭真，中共的一个高层竟然能够熟练引用梁启超的作品内容。这让梁思成大吃一惊。尽管“梁”这个姓氏曾经给他带来极大的尊崇和荣耀，不过，“我虽是梁启超的儿子，但很惭愧，我没有读过多少父亲的著作，然而眼前这位共产党的干部却能背诵他的作品，这件事很自然地使我对彭真产生了亲切感”。

    梁思成的热情还有出自职业的原因，“梁思成之所以对聂荣臻及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城市建设抱有如此热切的希望，根源来自于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土地国有化的政策，以及在中国即将得到这种政策所可能富裕城市规划实施的有力保障”，梁思成的传记作者窦忠如说。

    但是梁思成和陈占祥在北京城规划的第一役就已经败北。这场战役围绕着一条著名的街道进行：长安街。一个新政权建立之后，最迫切的问题就是，他们要在哪里建设自己的都城。在北京这个历史悠久的政治中心，新的政权应当选择在哪里安置自己规模庞大的办公机构？梁思成和陈占祥提出的“梁陈方案”主张在旧城之外另建新城，安置政府机构，以达到保护古都的目的。而苏联建筑师和随后的中国建筑师华洪揽却主张在旧城的基础上建设新城市。这场冲突日后广为人知，伴随着一片扼腕叹息之声。

    在经过了数次辩论和努力之后，“梁陈方案”终于作罢。毛泽东说，他希望自己以后从天安门望过去，能够看到一片烟囱。那个激进的年代中，人们对于国家富强的想象力局限于烟囱、粮食和钢铁。来自苏联的建筑师以莫斯科为模板，为一个古城设计了未来。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在《关于改善北京市市政的建议》中说：“北京没有大的工业，但是一个首都，应不仅为文化的、科学的、艺术的城市，同时也应该是一个大工业的城市”。对于梁思成和陈占祥希望将行政中心放在老城之外的想法，毛泽东表示了不悦，他曾经说过，为什么北京旧城皇帝住得，我们就住不得？甚至传说毛泽东针对梁陈的新城计划讲过一句会让梁思成毛骨耸然的话：“听说有位教授想把我们赶出去？”

    于是，规划按照苏联专家的提议施行，沿着长安街修建新的行政用房。梁思成和陈占祥的反对无效，尽管在日后很多人认为他们的反对理由充分：“沿长安街建设长蛇阵式的办公楼将提高人口密度、增加交通量，车辆无处停放，且办公楼沿街，尘土与噪声为伍”。后来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