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战争年代与群众生死相依的血肉联系；在东北解放区零下十几度的那个严冬，一个素不相识的老农把穆青一双极度冻伤的脚揣在怀里，用体温拯救了他可能被锯掉的双腿。这一切，在穆青心里终于凝结成四个大字：勿忘人民。”

    人民在穆青的心里和焦裕禄联系到了一起。后来在听张钦礼介绍焦裕禄的事迹时，穆青也哭了。“记者们哭得中午饭都吃不下去，下午继续听的时候，伤心得连钢笔也捏不住了。第二天上午接着谈，记者哭得受不了，被迫休会”，后来的一篇报道说。

    穆青于是让周原立刻把这篇报道写出来。后来，穆青自己将周原的1.2万字初稿带回北京亲自修改。然后将报道由周原带到兰考去核实。

    这篇报道就是1966年2月6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长篇人物通讯《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同时《人民日报》还配发了社论《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第二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这个长篇通讯，在录音时，当时著名的播音员齐越竟然数次泣不成声，录音一次被一次中断。后来连录音编辑也开始哭。

    穆青的文章和齐越的广播让焦裕禄和兰考一时之间名闻全国。焦裕禄成为这个庞大的国家找到的新的榜样和标兵式人物。后来连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主席胡志明也参与了对焦裕禄这个英雄的膜拜中。他使用“黎农”的笔名在越南《人民报》上发表了介绍和赞扬焦裕禄的文章《中国经验》。

    今天重新阅多穆青的《焦裕禄》，至少在文本上，它已经不能给人任何惊喜。这篇新闻写作的经典之作注定只能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成为经典，在今天来看，他使用的笔法、叙述手段和语言都已经陈旧过时，充斥着中国未开放之前的陈词滥调、夸张的情感和过多的政治套话。和中国共产党的庞大宣传机器制造出来的任何英雄人物一样，焦裕禄被写成一个在政治上无比正确，在道德上占据着制高点，同时全身心“为人民服务”，使用毛泽东的著作作为自己管理智慧源泉的人。他几乎没有任何缺点，惟一的缺点就是不爱惜自己。穆青使用的语言也给人过于夸张的感觉，以至于让人觉得他想要传递的情感太不真实。

    但是它却在那个年代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后来的一篇文章分析穆青撰写《焦裕禄》时的风险，说：“中国社会从1957年开始就一直强调阶级斗争……但（穆青）他们发现，在写焦裕禄时，不能再作这样的强调，因为这不合乎这一采写对象的真实。”

    “在当时来说很不容易下这个决心，要不然的话，就没有焦裕禄这个人物了，你还是写抓阶级斗争，是不是啊，焦裕禄他不是这样做的，他是从兰考的实际出发，从兰考当时30万人民需要出发，叫做急老百姓所急呀，当时他要吃饭啊，他要填饱肚子，所以他要救灾，他要发救济粮，他要发展生产啊。”《焦裕禄》一文的另一名署名作者冯健说。

    另一个风险是“敢不敢讲真话，敢不敢说灾难”。穆青在自己的采访笔记中说他了解到的1962年到1965年的兰考情形，是“一幅悲惨的流民图”。后来在他的文章一开头就一段灾难描写，为焦裕禄到兰考埋笔：“1962年冬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二十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三十多晚亩庄稼，盐碱地上有十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年的最低水平。”紧接着一段就是：“就是在这样的关口，党派焦裕禄来到了兰考”。

    接下来是对兰考的描述：“展现在焦裕禄面前的兰考大地，是一幅多么严重的灾荒的景象呵！横贯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是一眼看不到边的黄沙；片片内涝的洼窝里，结着青色的冰凌；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枯草在寒风中抖动。”

    穆青的叙述也采用了塑造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