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收，豪门逼租债，穷人日夜愁”；“守着河水种旱地，背靠高山没柴烧”；“闺女跑下川，媳妇不上山”；“不吃山西粮，不能过时光”（林县邻近山西，意指不逃荒到山西去，就没有办法度过缺粮的岁月）。当地流传着众多关于水和缺水引发的传说，其中大多数是悲剧，比如火灾发生时，因为水的珍贵，人们宁可让火把房屋烧毁；或者一个生病的老人，因为缺乏煎药用的水而过世。

    后来在接受中国官方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采访时，当时的林县县长李运宝说如此形容林县人对水的那种渴望程度：“盼水盼到啥程度呢。给孩子起名都要带水，就叫金水银水甜水，啥水啥水，不叫这个水也要想法带上个三点水。”

    正像面对着门前两座似乎不可逾越的大山的愚公一样，这位传说中的人物的最佳选择似乎应该是搬家；在林县生活的人们的选择也有两种：搬离这里，或者像愚公那样，像似乎不可战胜的自然宣战。无论是其中哪一条道路都不乏人实践。在邻省山西的长治地区，有一个名为“林移”的村庄，其中生活的人都是从林县移民过去的为干旱所苦的百姓。明万历年间知县谢思聪为这个干旱的小县城修建了一条9公里长的水渠，后人称为谢公渠。引水或者打井的想法和实践从没有停止过。

    在一贯相信同天、地、自然相斗，其乐无穷的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政权之后，这两种选择继续存在。“早在建立互助组时，全县就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井运动，村村打井，处处打井，山坳里打，山垴上也打。打出水来就用，打不出水来就让它蓄雨水”，《红旗渠》中说；同时，有人建议搬迁，从深山区向平原地区迁移，“有的人公然向县委提出‘移村秉户’的错误主张，要求把深山区的群众迁移到城关一带安家落户，还有的人带头拆房子，卖牲畜，偷偷地搬下山来”。

    但是显然搬迁的主张在那个年代不得人心。它关系到一个被不可战胜的信念鼓舞着的共产党官员的自尊心和他的政治命运，战胜干旱甚至能发展出对一整个政权哲学的支持体系，或者至少是胜利的图腾。

    对于林县新上任的县委书记杨贵来说，或许他从未想过自己会制造出这样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的图腾，但是治下的干旱却是他不得不面对的难题。显然，他不能赞成“搬迁”的理论，尽管很多时候看来，这似乎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他身材高大，1米85的身高比大多数中国人都要高出一头，头发和眉毛都黑而浓密，鼻梁和身材一样高挺，和参加过建国战争的很多共产党员一样，内心想法单纯但意志坚定，可能也惟有这样一个单纯而坚定的人才能创造出后来的红旗渠奇迹。

    出生于河南原汲县狮豹头乡罗圈村的杨贵15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7岁就当了区长。他带领着敌后武工队在铁道线上同日本侵略军纠缠。1949年新政权成立之后，他还参加过剿匪。1953年秋天，林县县委老书记逝世，杨贵被派遣到以贫穷著称的林县，第二年，26岁的杨贵成为这个县的县委书记。

    1958年杨贵和林县县委在林县治水成功的庵子沟召开了经验交流会，后来有人纪录这次回忆说：“到会同志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的伟大教导，讨论了庵子沟党支部带领群众治山治水的先进经验。遵照毛主席‘每县都应当在自己的全面规划中，做出一个适当的水利规划’的伟大教导，研究制定了‘重新安排林县河山’的宏伟规划。县委向全县人民发出了‘开展一千个庵子沟运动’的战斗号召”——庵子沟的业绩是“从1954年到1957年的四年实践，他们挖了一万多个鱼鳞坑，修了50多条排洪渠和近百个澄沙坑，还打了两眼旱井，挖了一个蓄水池。另外，还在峡谷里闸坝造梯田六十多亩，植树七千多株”。

    但是1959年的大旱让这些“运动”显得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