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够，“从春到秋没下过一场透雨。山洪未发，河水断流，井塘干涸，水库底朝天，水渠成了干渠，林县人民多年来艰苦奋斗兴建起来的水利工程几乎全部失效”，《红旗渠》中纪录说。

    “修水库，天不给水；挖山泉，地不给水。看来，仅仅在林县的小天地里转是打不开局面的。能不能把外面的水引进来？漳河的水量不小，如果在上游把水截住，修条渠”杨贵在1959年10月10日的县委会议上提出引漳入林，修建人工渠的设想。

    跟踪拍摄了红旗渠修建十年过程的纪录片《红旗渠》摄影师赵化在后来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对杨贵的这个想法啧啧称奇：“在悬崖峭壁上开凿一条小河过去，想的是真大胆，简直神了，充满浪漫主义色彩。”

    这项具备着共产党人特有的浪漫主义色彩的工程在1960年2月11号开工，几乎动员了林县的大部分具备劳动能力的成年人，后来的统计说，开工那天有37000个人从全县15个公社出发参加了这项壮举。大路两旁张贴着大幅标语，“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和“重新安排林县河山”；中学老师和学生们在前往山西修渠的路上设立水站，喝了水的公社社员说：“今天喝你一口水，来日还你一条河”。

    在修建它的长达10年的时间内，伴随着外部政治环境的莫测变迁。从开始修建这条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人工河渠开始，它就像是一个政治举动，为了对当时流行的三面红旗说（三面红旗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后来证明总路线显得仓促，大跃进酿成了灾难，而人民公社则是一个不合理和低效的政治组织）表示赞同，同时也为自己的修渠举动涂上保护色，林县把这条人工河渠命名为“红旗渠”。后来，“坚决打倒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批林批孔”和“彻底批判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的大标语也出现在红旗渠的工地上，标语下则是一片人山人海——尽管他们可能根本不知道安东尼奥尼是谁，或者刘少奇和林彪在政治上的各自见解。

    但是杨贵本人却未能逃过政治风暴席卷而来的利箭。他被打成走资派，被迫四处躲藏，他曾经躲藏在和陈永贵齐名的山西劳模李顺达家，也曾经躲藏北京几位新华社记者家中。他被攻击为“穿新鞋，走老路”，“红旗渠是唯生产力论的活标本”。名记者穆青回忆说，直到1982年，杨贵本人已然重新在政府任职，“在林县一提起红旗渠，就被指责为‘杨贵流毒’”。

    但是最终红旗渠迅速得到了整个政党和国家的认同。从周恩来到温家宝，都对红旗渠赞赏有加。它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可战胜信念的一个现实胜利，也造福了当地的人民，满足了最基本的对水的渴望，后来则带了经济上的收益。

    2005年杨贵在一次采访中说，“红旗渠直到现在仍然是林县经济的生命线，它的质量非常好。当初修渠时，各村各队承包一段工程，石头上都刻了名字，说好了谁要是偷懒就是历史的罪人，所以直到现在仍很坚固。”

    它成为了景区，60元一张的门票在高峰时期可以为林县每天带来8万元的旅游收入；同时它也成为了一个品牌。它是一款著名香烟的名称，它还是啤酒、白酒、水泥、汽车配件等众多产品的母品牌。一个浪漫主义年代的产物，同样适合生存于一个奉行实用主义的经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