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领导人。接下来这一报告先后被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治理黄河的迫切心情让他们已经完全被这份报告描述的前景吸引。

    这一年的7月18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代表国务院做《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报告》。朱幼棣在他关于三门峡的文章中描述这次报告说：“按照规划，黄河洪水灾害完全可以避免。一座三门峡水库就可以把设想中的黄河最大洪水量由37000秒立方减至8000秒立方。而8000秒立方的流量是可以经过山东境内狭窄的河道安然入海的……而且，由于黄河泥沙已经被三门峡水库和三门峡以上一系列干流和支流的水库所拦截，下游的河水将变清，河身将被清水不断刷深，河槽将更加稳固”。

    设想中的三门峡大坝简直万般如意。邓子恢在会议上说：“这不能不叫人想起早在周朝就有人说过的一句话，‘俟水之清，人寿几何’。但是现在我们不需要几百年，只需要几十年，就可以看到水土保持工作在整个黄河区域生效，并且只要6年，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之后，就可以看到黄河下游的河水基本变清。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不要多久就可以在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梦想的这一天——看到黄河清！”

    暂新的国家，似乎一切都是暂新的。人们享受着命运的垂青，误认为自己无所不能。这份规划报告被全国人大通过，科洛略夫成为三门峡水利枢纽设计总工程师。

    但是，在1955年6月，周恩来主持、水利部在北京饭店召开的专家会议上，这项万众期待的工程却遇到了它的反对派。那是两名孤独的反对者：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和水电总局技术员温善章。温善章提出改修低坝，而黄万里则是全盘反对。

    黄万里是黄炎培之子，他早年的志向在于桥梁工程，正像那一年代期待建设国家的很多青年一样。1932年，21岁的黄万里从唐山交通大学铁路桥梁工程专业毕业，到江杭铁路工地上做工程师助手，但却目睹了两次特大洪水：1931年长江汉水泛滥，仅湖北云蒙一县，就有七万人被洪水冲走；1933年黄河特大水灾，大堤决口十几处。黄万里旋即放弃了铁路工程专业，转学水利——一种说法是，他听说黄河是最难治理的，便立志学水利治理黄河，赴美留学之后，先后获得康奈尔大学硕士和伊利诺伊大学博士学位。

    黄万里当着周恩来的面说：“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

    黄万里随后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出《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这份意见后来发表于《中国水利》1957年杂志第8期。“四千年的治河经验使得中国先贤千年以前就在世界上最早地归纳出了四种防洪方法：沟洫或拦河蓄水，堤工堵水，束水浚深治河，缺口疏水。另外，近四十年来，中外学者融合德国人治河的理论和经验，又积累了不少新的知识。忽视这些知识，认为有了坝就可以解决下游防洪问题，是不妥当的。”

    黄万里的反对意见集中在两点。首先，在三门峡修建大坝，水流在库区变缓，黄河本来在三峡潼关一段就是淤积段，水库蓄水拦沙会加大黄河淤积，从而造成渭河入黄河口因为淤积而被抬高，威胁八百里秦川和西岸的安全，下游的洪灾被转移到中游；其次，指望黄河水清是违反客观规律的，黄河本身就是含沙量很大的河流，“出库的清水将产生可怖的急速冲刷，防止它要费很大的力量”。

    “总之，有坝万事足，无泥一河清的设计思想会造成历史上严重的后果。坝的功用只不过是调节流率，从而替治河创造优良的条件，决不能认为有了坝就可以治好河。”三门峡筑坝后，下游的洪水危害将移到上游，出库清水将危害下游堤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