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是，这里所指的三线地区和今天流行的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和三线城市的分法不同。在《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中，作者陈东林解释道：“三线地区，是指1964年至1978年那个特殊年代，由中国的国境线依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即受外敌侵袭的可能性）向内地收缩，划三道线形成的地区。一线地区包括位于沿海和边疆的省区，如北京、上海、天津、辽宁、黑龙江、吉林、新疆、西藏、内蒙古、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山东等。三线地区包括基本属于内地的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7个省区以及山西、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广西等省区靠内地的一部分，共涉及13个省区。西南、西北地区俗称大三线，各省份自己靠近内地的腹地俗称小三线。二线地区指介于一、三线地区之间的中间地带，比如江西、安徽。”

    毛泽东念念不忘的正包括攀枝花。在1964年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三线建设的开展，首先要把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以及相联系的交通、煤、电建设起来。建设要快，但不要毛草。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子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

    1964年8月发生的越南战争让毛泽东更加不安。美军舰队和越南海军发生了激烈的海战，随后美军第七舰队开始大规模轰炸约越南北方。8月5日那一天，毛泽东彻夜未眠。第二天凌晨6点，他在中国政府抗议美国侵犯越南的声明稿上批示说：“要打仗了，我的行动要重新考虑。”在这里，毛泽东指的是他已经酝酿了多年的计划和夙愿：骑马沿黄河考察。

    但是要重新考虑的显然不仅仅是这样一个诗人的举动，而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外交策略。随后，在8月17日、20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向他的同志们说，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会议决定，“要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要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给予保证”。“三线”于是成为当时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名词。

    随之，就开始了丛1964年到1980年的三线建设。“长达16年，横贯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里，国家在主要是13个省和自治区的中西部地区投入了2052.68亿元巨资（占同时期全国基建总投资的39.01％，超过1953年至1964年全国全民企业基建投资的总和）；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上千万人次民工的建设者，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号召下，建起了1100多哥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其中包括后来被称为西部脊柱的有：攀枝花、酒泉、金川等钢铁冶金基地，长城、水城等大型钢厂，成昆、襄渝、川黔、阳安、青藏（西格段）等铁路干线，葛洲坝、刘家峡等水电站，酒泉、西昌航天卫星发射中心，六盘水、渭北煤炭基地，贵州、汉中航空基地，川西核工业基地，长江中上游造船基地，四川、江汉、长庆、中原等油气田，重庆、豫西、鄂西、湘西常规兵器工业基地，湖北中国第二汽车厂、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东方锅炉厂等制造基地，中国西南物理研究院、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等科研机构。”陈东林在他的著作《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中说。

    攀枝花正是这一时期的产物和最鲜艳也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成就。它也是毛泽东和中共的高层关注最多的一个三线建设项目。1964年8月，毛泽东曾经询问李富春，三线建设为什么这么缓慢。李富春回答说，攀枝花地区地理条件复杂，勘探需要时间，我们缺乏资金，筹措三线建设的投资计划需要开会研究。显然，精英计划官僚提出的所有这些理性的理由都不能为浪漫主义的诗人和革命家理解和接受，毛泽东当即反驳这位中国职务最高的计划官僚，没有钱就用我的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