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

    “他几乎每天都在北山路84号30号楼办公。在他办公桌上摆满了各种书籍、资料和文件，其中包括苏联、东欧一些国家的宪法译本，还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译本。这些都是当时主席阅读研究的内容，起草新宪法参考的资料。主席工作起来精力非常集中，思考、研究问题到忘我的地步。他办公室的窗口终日冒着缕缕青烟。一天下来，他办公桌上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这些烟蒂短到不能再短，因为主席抽烟的习惯是抽到快要烧着指头了，剩下的再用烟嘴继续抽，一直抽到烟熄了才抠到烟缸里去。还有，主席下班后茶杯里总是空的，他喝光了茶水后，连茶叶也掏出来吃了。他说茶叶有营养，倒了可惜。”接待并且陪同了毛泽东的工作人员王芳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

    我们一直没有办法知道毛泽东对待宪法的真实态度，你可以将这句话仅仅理解成是对这位巨人是否尊重“宪法”的怀疑。他亲自起草了第一部宪法的草稿，但是他“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态度众所周知；另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在二十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引用《宪法》来保护自己，但带来的只是更多无情的嘲弄和侮辱。

    刘庄的另一位显赫的客人带来的礼物要实用的多。尼克松在1972年的中国之行是当之无愧的“破冰”之旅，在媒体如此滥用这个词语的今天，没有人能够想象得出当年尼克松做出这种举动，需要怎样的勇气，事先又需要怎样的周密布局。

    他已经委派过他的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博士两次造访中国，为他的出访铺平道路。后来，尼克松拜访毛泽东时，他用调侃的口吻谈起这种拜访如何来之不易，他回忆起基辛格在1971年造访巴基斯坦时，如何装作肚子疼，以便让巴基斯坦总理邀请他到一个隐秘的地方度过周末，基辛格好利用这个周末飞往红色中国——基辛格说，一位殷勤的白宫保安人员竟然事先去勘探那个传说中的度周末之地，然后强烈建议基辛格那个地方并不适合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休息，以至于基辛格只能将这名保安人员隔离。

    基辛格需要面对的还有尼克松本人的嫉妒，“他是一个个性复杂的人，高尚的动机往往与一些不那么高尚的考虑相矛盾。他迫切希望自己成为访问北京的第一个美国领导人；因此他三番五次地要我改变我地访问地点，除北京之外改在什么地方都行尼克松还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宣布我这次访问的公报不要提我的名字；他希望他和周恩来的名字首先出现在正式的中美文件上尼克松还想要中国人保证，在他去中国访问之前，不邀请美国的任何政治人物去中国访问。”

    当这位总统最终抵达北京时，他迅速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在毛泽东的孙女孔东梅所著的《改变世界的日子》中，孔东梅引用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的回忆说：“尼克松到达北京前，她给外公念外电评论，其中有一条说：尼克松是打着白旗到北京来的。这是说尼克松投降的意思，代表反对此次访问者的看法。外公听完这条消息，笑了。他说：‘我来给尼克松解解围。’”

    已经“七八天很少起床和久坐”的毛泽东对对吴旭君说，他希望立刻见到尼克松。此时，尼克松和他的随同们刚刚用完丰盛的午餐。后来基辛格发现，这场延续了65分钟的谈话不断被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国政治家们引用，作为指导谈判的准则。

    这场并不漫长的谈判从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上海的锦江饭店（国务卿罗杰斯因为自己被安排在了锦江饭店的13层而大为恼怒，中国人没有考虑到西方人对13的禁忌；而罗杰斯也一直在为自己竟然被抛在这个历史性突破之外而懊恼）一直延续到杭州的刘庄。他们的主角是毛泽东、尼克松、周恩来，以及谈判的最主要两个对手：基辛格和乔冠华。最终的产物则是著名的《上海公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