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警等等。若干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被超过”。

    但这一定是个反面的乌托邦。至少严峻昌、严宏昌还有他们的农民兄弟们会这样感觉：“此后，由公社化而为大跃进，由学大寨而为大批判，小村风风火火，凄凄惨惨，尤以‘大跃进’以后那三年的惨淡刻骨铭心。全村数月无粮，父老百姓食尽糠麩、树皮、草根、棉籽，最后竟是无可果腹。一百七十五条人命，十死其三，侥幸活着的大都四下逃生，只剩满村残垣断壁，蒿棘丛生，三十九个人和一头牛”，作家凌志军如此写道。凤阳花鼓中的情形在短暂中断之后重新出现，没有人再会庆幸自己赶上好时候，人们只是扶老携幼，外出乞讨而已。只是每年到冬春季节，来自凤阳的农民们不再身背花鼓，而是身携党员介绍信和户口本，四处流浪。而安徽省省委，每年春节之后，都要接到江苏、浙江、福建、上海、山东、河北等省的政府机构打来的电话，要他们前去领回来自凤阳的乞讨盲流；上级的中央机构也会要求安徽省省委做好相关工作，解决人口外流，甚至处罚到外地乞讨的党员，但这也无济于事。生存的需要毕竟能够压倒一切精神按摩术和意识形态要求。

    18户聚集在严峻昌、严宏昌家中开会的农民，他们想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自己的生存困境。

    农民日报的前总编辑张广友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那天夜里，他们一直在吵架。此前，小岗生产队采用的正是已经有所革新的“大包干”，先是生产队划分为4个包干组，后来又分成8个组，但是矛盾仍然在不断爆发，人们不断地在为各种微小的利益纠葛争吵不休，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微小的利益可能决定着自己家人的生死。

    会一直开到天亮，严峻昌和严宏昌仍然没有能够解决这些矛盾。这时开始有人提议，干脆包干到户，这样再也没得吵。副队长严宏昌回答说：“如果大家能答应我两个条件，我就同意包干到户。第一，夏秋两季打的头茬粮食，要先把国家的公粮和集体提留交齐，谁也不能装孬种；第二，我们是明组暗户，瞒上不瞒下，不准对上级和队外任何人讲，谁讲谁就是与全村人为敌。”

    但是必须解决两位领导者的后顾之忧。有为年长的村民提议，“如果队长因为让我们包干到户犯法坐班房，他家的农活由我们全队包下来，小孩由全队抚养到18岁”。

    众人都表示同意，赌咒发誓按照这三条规矩来，顾不上休息，像1949年土地改革时那样，重新分田地、牲畜和农具。

    按照历史学家的推测，他们后来补上了一份协议，协议上写着：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下面列着20个人名，其中17个人名上按着鲜红的指印，3个人名上是图章。

    这些胆大包天的村民们应该庆幸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安徽和凤阳的领导者，即使不是公开，也在私下里支持他们的这种做法。

    1977年12月，也就是小岗农民秘密订约之前的一年，陈庭元才走马上任凤阳县县委书记。这位凤阳县第十四任县委书记出身农民，曾尽被打成右派。他重新成为中国基层一个县的最高领导者时，陈庭元放出豪言：“这次出任凤阳县县委书记，我已经是‘官到顶点，名利无争’，只想在有生之年，为农民做点好事。只要凤阳农民早日丢掉讨饭碗，过上好日子，哪怕我再丢一次乌纱帽，甚至为此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而1977年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和省军区政委的万里，在中共的大员中，则是出了名的实用主义者。他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