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小岗是改革年代中国在农村的先驱，1979年的蛇口就是中国在城市的试验。蛇口（现蛇口工业区）在深圳南头半岛东南部，东临深圳湾，西依珠江口，与香港新界的元朗和流浮山隔海相望。这片占地面积10.85平方公里的地方是中国最早的希望之地，它是中国第一个外向型经济开发区。但是蛇口的试验又没有仅仅停止在商业上，它在各个方面都对当时的中国形成了震撼，蛇口的价值观、人才观、时间观、金钱观都迥异于此前的中国；它的劳动用工制、干部聘用制、薪酬分配制、住房制度、社会保险制、工程招标制及企业股份制，在现在来看也都是开风气之先的举措。它是一个实验室，是此后涌现的众多特区的雏形。

    1978年12月26日上午，袁庚到蛇口实地考察。

    此时他已经是一名61岁的老人。但是日后从他在当时（甚至更晚时）留下的照片来看，袁庚丝毫不显老相。他总是身着西服，西服内的衬衣纽扣一直扣到最上面一颗，衬衣的下摆扎到西裤内；头发仍然漆黑浓密，整齐地向脑后梳去，露出宽阔的前额。他的身高是1米76。这在当时的中国人中已经是高个子。在一张1981年10月拍摄的照片中，袁庚站在李嘉诚和霍英东之间，要比两位香港大亨都高出半头左右。李嘉诚和霍英东都系着领带，友善而自信。相比之下，袁庚和他的同事们的衣着显得并不正式。那时他们希望这些香港的大亨们能够在新生的蛇口工业区投资。袁庚双手交叉在背后，脸上露出的笑容表明自己同样骄傲——后来他很豁达的对自己的下属说，超级富豪团不是扶贫团；他的同事们当时已经难以掩饰对这些香港大亨没有来蛇口投资的失望之情。

    1939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袁庚拥有傲人的履历——但这份傲人的履历并没有能够带给袁庚多大便利：他1938年开始参与抗战工作，1939年入党，抗日战争时期在华南游击队东江纵队工作（从事情报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在三野（第三野战军），后来是四野工作，解放后加入中央调查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袁庚被捕入狱，罪名是特务和汉奸。他和他东江纵队的同事们被诬蔑为敌方的情报人员。康生1968年3月28日在调查部业务领导小组的报告上批示说袁庚“此人问题极为严重，立即逮捕与曾生案一并审讯”。曾生即是袁庚在东江纵队的上司，后来出任香港招商局董事长。

    直到1973年的9月30日，只是由于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亲自过问，袁庚才被从他关押了五年半时间的秦城监狱释放。在2008年女作家涂俏所著的《袁庚传：改革现场》中，涂俏写道：“袁庚心里清楚，如果不时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说不定会把他关押到地老天荒。他不想回到原单位中央调查部工作，在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的帮助下，他找交通部部长叶飞，被安排到交通部任职，先是外事局负责人，不久被正式任命为外事局副局长。他珍惜新职位，以‘拼命三郎’的精神工作。在这段时间里，中英海事协定、中巴海事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有关国家的11个海事协定，都是袁庚组织签署的。他多次陪同叶飞或者单独出国考察，善于在比较中进行鉴别，对中国经济体制的弊端有所认识，对当时中国经济秩序存在的问题有着深刻的思考。1976年到交通部工作的孙绍先不仅认为他思想开放，思路开阔，还认为他开明而有胆识”。

    等到1978年时，61岁的袁庚已经开始认真思考退休养老问题。他和他的朋友们想必都会认为，袁庚已经度过的60年生涯丰富而缤纷：他经历过战争，在战争时期他从事的又是最富冒险精神和传奇色彩的情报工作；他和他的同志们成功缔造了一个国家的新的政权，他们都可以被称为“建国兄弟”，这带给他们荣耀与权力；但随后他又经历了从巅峰的小坠，经历了几近无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