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制而来的私有化。它是针对这个乌托邦的最严重的指控，因为人们发现，隐藏在这个乌托邦梦想背后的，可能仍然是人对财富的贪婪欲望，以及对他们自身宣扬的理念的背叛。

    13岁那年，后来成为南街村党支部书记的王洪彬（这是他最初的名字，只是在后来，这位风云人物才改名为王宏斌）没有考上初中，回南街务农。生于1951年的王洪彬是典型的接受共产主义教育的一代中国人。他经历过的所有教育都让他坚信那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众英雄的崇高，而很少考虑产生这种英雄的可能性，以及对他人的道德要求是否适当，因为他首先要求的正是自己，他要把自己变成这样一个英雄。

    王洪彬在后来还放弃了一次成为工人的机会——那正值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的神话破灭之后，所有人都对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前景感到幻灭。王洪彬这次反其道而行之，让他失去了未婚妻，还有短期之内和父母的良好关系，但是却深受南街村村民的欢迎，在作家刑军纪撰写的南街村中，他记述，“一干人开着拖拉机敲锣打鼓把王洪彬抢了回来”。但是真正让王洪彬和南街村后来名扬全国的，是他的另外一次反其道而行之。

    1976年，王洪彬入党；1977年，王洪彬成为南街村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他被南街村人亲切的称为“班长”，一方面是因为他是南街村整个领导班子的领导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毛泽东的一句话，“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他上任之后最重要的举动是在南街村办起了一家砖厂，一家面粉厂，而且，使用的方法颇为独特。他办砖厂的资金，一部分来自于王洪彬所称的“指山卖磨”，王洪彬用特殊的方法来预售尚未建立起的砖厂尚未生产出的砖，来筹集资金；另外一部分钱，则来自于募集资金，包括王洪彬在内的人将自己家中的积蓄全部捐献出来，用于建厂。

    “仅用了一年时间，王洪彬就带领南街人连续建成两座工厂。年产值达40万元，不仅实现了南街历史上工业生产零的突破，而且一开始就使工业产值接近了农业产值”，刑军纪写道。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但是转眼之间，这点成就就算不得什么。政治形势的变化带动了整个中国的经济形势的变化。小岗农民自发包产到户，这点星火转瞬间形成燎原之势。公社和集体成为落后的生产组织形式。南街村也不能列外，王洪彬和中国所有地方的农村支部书记一样，把土地和他辛苦建起的两家工厂都承包了出去。而自己整日无所事事，沉醉于酒宴之间。

    后来王洪彬说：“根据南街过去承包的教训，在南街咱们认为个人承包是一种懒方法，是一种没办法的办法，是体现一级党组织无能的办法……这个观点也不是咱们瞎编出来的，是咱们通过实践总结出来的。大家都知道，1981年那时候，农业上搞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咱村的两个小企业也搞了个人承包。承包可以说是改革的产物，尤其是在那个年代，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一个部门有没有搞改革，就是看你这个人搞承包了没有，你搞承包就是搞改革，没搞承包就是没有搞改革……我们认为，承包的结果是：群众受了骗，个人落了钱，党组织落了赖……那几年，可以说南街的大多数人都是反对我们这一班人的：有告我们状的，有贴我们大小字报的，告状的下至城关公社党委，上至省委，这都是事实，大小字报近者贴到我家门口，远者贴到县委门口，大十字街上贴的有，这还是事实……领导见了我们都是批评性的语言，那个时候就没法与1975、1976年那几年相比。那几年，我在临颍县红得发紫，评啥先进少不了王洪彬，县委发过文件，要求全县青年学习王洪彬，各级领导见了面都是先笑后说话再握手。1981到1983那几年，领导见了面都是扭扭脸便过去了”。

    实际承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