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况的失败——承包出去的工厂不发员工工资、不上缴税；大量土地的荒废——或许还有王洪彬个人境遇的反差，让这位班长感到了变化的必要，这一次，他又一次反其道而行之。他开始收回承包出去的工厂和土地。

    “过了1984年春节，我自己考虑，不能再这样搞承包了。这个意见拿到支部会上一讨论，通过了。从1984年开始，把承包权收回来，南街村党组织实行了集体承包。从1984年集体承包开始，1984年产值70多万元，1985年是130多万元，1986年是320多万元，1987年是730多万元，1988年是1400多万元，1989年是2100多万元，1990年是4100万元，1991年是1.01亿元，1992年是2.1亿元，1993年是4.2亿元，今年（王洪彬发表这番谈话的1994年）可以突破8个亿。这是两种承包形式，得出了两种经济效益……”

    王洪彬的另一项备受争议的举措是他和整个南街村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推崇，毕竟从文化大革命之后，整个中国都开始认识到个人崇拜的危害，并且开始反对偶像和偶像崇拜。

    1992年，王洪彬在南街村修建起一尊毛泽东的雕像，并规定由民兵24小时守卫。之后，又在雕像两侧竖立起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巨幅画像。后来媒体说，这可能是20世纪修建的最后一尊毛泽东雕像。王洪彬不止一次说起过自己对毛泽东的推崇，而且，这种推崇是现实意义的推崇，“我不知道别的地方怎么样，反正我们南街无论从民风到传统，毛泽东思想能够指引我们从胜利走向胜利”。

    在分配方式上，南街村实行工资制和按需分配结合，其中很多物质属于免费供应：穿衣、住房、饮食、教育、交通……

    这种在改革开放年代非主流的方式显然会引人瞩目。支持者中有怀旧者和反对改革者，也有对它的乌托邦真心赞美者；而反对者则担心对南街村的赞美会引发对整个改革的反动。

    有人问王洪彬：“王书记，请问南街这种做法会不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王洪彬很有技巧的回答说：“南街村这种做法，能不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不是我们考虑的事情，而是中国高层次领导考虑的事情。我们作为基层党组织和普通党员只有认真带领群众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大力推进两个文明建设的责任和义务。我们有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不是处在乱世，谁的政策好、得人心，谁就可以得天下。中国高层次领导如果认为南街的做法符合中国实际，有推广价值，那它就会燎原；如果高层次领导认为南街的做法不符合中国实际，没有推广价值，那它就不会燎原。”

    还有人问，既然个人承包是一种懒办法，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是体现一级党组织无能的做法，那么党中央为什么还要提倡个人承包？王洪彬回答说：这种观点符合南街的实际。至于党中央为什么要这样提倡，你可以去问一问党中央。

    他被与他相熟的人亲切的称为“彬”，他每个月只领250块工资，也正是在他的领导之下，南街村才能和其它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村庄一样富有，甚至更为富有。但是王洪彬也并非完人。比如，他迷信。后来，王洪彬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王宏斌”。《南方都市报》的报道说，有一次王洪彬到深圳出差，促成王洪彬改名的当事人“知道王书记相信命理，即找到一名术士为其测命测名，道士写了首藏头诗，大意是南街村和王书记能有今天的成就，全是冥冥中早有注定，如果将名字改为‘宏斌’，南街村和书记可以继续辉煌”。王宏斌（改名后）的崇拜毛泽东和他在南街村一言九鼎的作用，也难免为自己带来“倔”的个性——王宏斌坚持要上“永动机”的项目就是一个例子。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