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复一日，流失严重。仅从32户市属企业的资产评估看，明亏暗亏金额就达到11564万元，损失占国有资产的63.7％（不包括土地方面的流失）；企业无法收回的呆帐和坏帐达1000万元。

    第三，亏损面大，亏损额惊人。1992年4月的核算结果表明，这150家市属企业中，有103家明亏和暗亏，亏损额达1.47亿元，相当于当时全市一年半的财政收入。

    第四点则是职工收入水平低下，这是企业亏损必然带来的结果，职工年收入只有2097元，一些企业职工月平均收入只有100元。

    1992年7月，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到诸城视察，在同诸城市领导的座谈会上重新谈到了当时全中国国有企业普遍面临的困境，“1/3潜亏，1/3明亏，真正赚钱的只有1/3”，“我工作这么多年，走了很多个国家，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有亏损的，也有破产倒闭的，还没看到一个国家像我们的企业亏损得这么厉害……国企的改革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

    后来的一则报道说，“陈光听到这里，暗下决心，应该在产权制度上动点真格的了，位卑未敢忘忧国啊。”——这位市长和他的同事们早已经认定，国有企业改革的困境正在于产权问题。

    后来诸城总是用1992年10月份召开的十四大来作为自己改革的理论依据。记者和作家凌志军后来描述说：“11月，十四大报告甫出，情势立变。第一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定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在此前后不过两周时间，中央政府数十个部委，无不争相清理旧的方针和提出新的举措，来适应新的道路；进入第三周的时候，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终于打破长时间的沉默，而且是不鸣则已，一鸣便不留余地。它的社论说：‘市场经济是振兴中华的必由之路’。同一天，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陈锦华发表文章，宣布原有的经济体制不适应社会化的大生产，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作为改革目标，是新的战略决策。大形势终于明朗起来，中国似乎已是一致地为‘市场经济’大开绿灯，人人均欲捷足先登，唯恐落在后面失了自己的位置。”凌志军说，中国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道路。而陈光和他的同事们注意的则是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所说的几句话：“国有小型企业，有些可以出租或出售给集体或个人经营”；“股份制有利于促进政企分开、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和积聚社会资金……要积极试点，总结经验，抓紧制定和落实有关法规，使之有序地健康发展”。这成了为诸城试验保驾的尚方宝剑，尽管它后来并没有为陈光和诸城挡开所有射来的流言蜚语。产权这个不能触动之物，围绕它的保护终于开始松动。

    于是“诸城市企业产权改革从1992年10月开始试点，到1994年7月结束。工对全市272家乡镇以上工商企业进行了产权改革和资产重组”（《诸城企业改革探索》）。后来的报道说：其中90%以上的企业是按‘股份合作制’改的，即将企业净资产卖给内部职工。

    其中几家典型企业在经过如此改革之后，果然非常迅速地产生了剧烈变化，情形宛若在实验室内进行化学试验，一种化学物质在添加了另外一种化学物质之后，竟然发生了质的变化。比如诸城绝缘材料厂，采用内部员工持股的方式，将180万国有资产（这家厂子的净资产）折为1800个股，由员工自发认购，改制成四达绝缘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结果，固定资产两年增长3.6倍，产值两年增长2.5倍，实现利税两年增长5.7倍，人均收入两年增长8倍。其它如诸城市模具厂改制成的诸城宏达模具股份有限公司、诸城市五金交电化工公司和由诸城市食品机械厂改制成的诸城市超然食品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都有类似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