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都出席了他们酒宴。去年9月，丁方成和黄万平将政府为他们所建的房屋重新修葺，并在原先的一层平房上加盖了新的一层。这栋楼房的每个房间内都摆着床。黄万平不好意思地笑着解释，那是因为经常有好几个人在他们家聚会并且留宿，最多的时候，会有七八个人留宿。

    但丁方成并不能够在家里和他的第二任妻子度过每个夜晚。他的职业决定了他大部分时间都要在外面奔波。他买了一辆货车，依靠为企业和个人运输货物谋生。他在崇明岛的另外一个镇上拥有另一处住所，因为他的客户都集中在这个镇上。补偿是，他每个月能有超过5000元的收入。即使在崇明本地人中，这个收入也是较高的。

    对于丁方银来说，这就像一场骗局。

    “当我们在那年12月份时候来崇明看地方时候，心里面已经隐隐觉得可能会有些不适应了。”丁方银说。原因很简单，因为那时候很冷。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丁方银的父母没有跟随他和大哥丁方远一并移民到崇明岛，而是选择和另外两个儿子一起留在了云阳。

    但在开始时，一切显得顺利。丁方银也经历了和堂哥丁方成类似的建家过程。他也是在移民之后和比他小10岁的一位同乡女孩结婚，并且在刚刚到来没多久时，就在自己家中摆起五桌的酒席，宴请他的本地邻居。

    六年之后，所有的新鲜感都化作了陌生感产生的敌意。而自己的不走运也让这位30出头的年轻人变得愤世嫉俗。在经历过几份短暂的工作之后——其中包括在上海吴淞码头的两个月工作——他只能无所事事呆在家中，抽两块钱一包的大前门解忧。仅仅在一个月之前，他和自己年轻的妻子办理完了离婚手续。用他愤世嫉俗的话语来描述，这是因为，年轻的妻子在外面打工，接触的人多了，“学得脑子坏掉了”。而这只是一位打工女孩思想变得开放的另一种说法。

    他开始回忆云阳家乡的山路和江水，回忆那些在水上讨生活的日子，他是一个很好的船夫，并且在浅水区还能兼任纤夫，阳光把只穿一条短裤的身子烧得漆黑，“像鬼一样”。崇明岛修到每个家门口的水泥路和他日渐白晰的皮肤不能平息他的抱怨。他困惑着这样的生活何时能够看到转机。他拼命抱怨着自己的贫困和无望，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从未有人认真去倾听。

    最大的困难在于找不到事情做，因为他们是外地人，所以，政府违背了自己的承诺，而将工作给了本地人。黄万平和丁方银分别重复了上面的话。那些工作，比如村子里清扫街道的清洁工，比如洗衣工。拒绝他们的理由可能是年龄、学历和性别。只有一次，被拒绝的黄万平不知所措：“他们说，原因是你说的话我们听不懂。”

    这里的地方政府尤其不好，对于大新镇的三峡移民而言。尽管几年前的区划改革已经将大新镇合并到竖新镇，但是移民们仍然固执地将矛头指向大新镇镇政府。

    从竖新镇镇子到大新的集市，乘坐崇明的另一种出租车电瓶车需要20分钟。在一条长街上是一溜农贸市场，小贩们用长方形木板在大篷下简单的搭建起临时的货品堆放处。

    在这条长街上，泾渭分明，南边是本地人的摊位，而来自三峡的移民则占据了北边一半的摊位，而且，都是在卖猪肉。他们是从云阳来的第二批的移民。

    他们围拢了来自北京的记者，每个人抱怨自己的不满。其中包括，镇上所有的信息他们都不知道，这种信息的不对等让他们错过了许多“好事”，比如好的工作等等。原因是，镇上的广播都使用崇明话，而听懂这种上海话对全国各地大部分人都是一种挑战。工作是最难找的，而政府似乎在刻意刁难，比如前一阵子清理河道，在其他镇子，每户移民都会有一个名额来获得这份月薪700元的工作，但是在大新镇的移民却根本没有人能够获得这份